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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中國古代交通發展史

中國古代交通發展史

1、先秦時期的道路

歷史發展到原始社會傳說中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擔當部落首領的時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顯的進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時期，可以說我國道路已經初具規模 。

周武王姬發滅商後，除都城鎬京（今西安附近）外，還根據周公姬旦的建議，修建了東都洛邑（今洛陽），以便於控制東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對付殷商殘余勢力為了有效發揮兩京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們之間修建了一條寬闊平坦的大道，號稱周道。

並以洛邑為中心，向東向北向南向東南又修建成等級不同的呈輻射狀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線，也是國家交通的中軸線。這條交通線也仍然是橫貫東西的大動脈周道在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

東周時期，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軍事外交活動和人員物資聚散，都極大地推進了道路的建設。除周道繼續發揮其中軸線的重要作用外，在其兩側還進一步完善了縱橫交錯的陸路干線和支線。

再加上水運的發展，把黃河上下淮河兩岸和江漢流域有效地聯接起來這個時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許多，秦國修築的著名的褒斜棧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秦惠王時，開始修築褒斜棧道貨殖列傳記載：關中南則巴蜀，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道綰轂其口。

戰略上為蜀之咽喉，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事即發生於此除了秦國的棧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還有：楚國經營的從郢都通往新鄭的重要通道，晉國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東西孔道，齊魯兩國建設的四通八達的黃淮交通網路，燕國開辟的直達黃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線等。

至此，穿大袖寬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騎馬的戎狄人居雲夢江漢的荊楚人披長發嬉水的吳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連成一體了，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統一打下了基礎 。

2、秦漢時期的道路

中國全國陸上交通網的形成，始於秦朝早在秦國出兵掃滅六國的同時，實現了車同軌全國車輛使用同一寬度的軌距，它適應了秦朝全國土木工程和戰爭等方面長途運輸的需要，對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 。

根據車同軌的要求，秦朝在把過去錯雜的交通路線加以整修和連接的基礎上，又耗費了難以數計的人力和物力，修築了以馳道為主的全國交通干線這項費時10年的工程，規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師咸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將全國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聯通起來。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築一條長約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蘇率20萬大軍，邊駐守邊關，邊修直道這條大道沿途經過陝甘等省，穿過14個縣，直至九原郡（今內蒙自治區包頭市），僅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就修築完畢。

3、著名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在公元前2世紀至十三四世紀期間，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洲的陸路交通干線，是中國同印度古希臘羅馬以及埃及等國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古代中國的絲綢主要是通過漢朝時開辟的絲綢之路運往西方的。

在我國的漢朝和唐朝時期，東部山東和東南沿海江浙一帶的大批質量上乘的絲綢從水路或陸路集中到長安城有相當一部分通過陸路轉運到西方去由於在這條陸路上，絲綢的貿易佔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稱為絲綢之路以後又開辟了經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線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這條國際通道的開辟，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它經過中亞西亞，可與東南歐及北非的交通線相銜接，構成了世界性的東西大商道不僅在兩漢時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時期，它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古代東西方文明聯系的主要紐帶 。

4、唐代以後的道路

唐朝是我國古代道路發展的極盛時期。當時，京城長安不僅有水路運河與東部地區相通，而且是國內與國際的陸路交通的樞紐，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內有11條南北大街，14條東西大街，把全城劃分為100多個整齊的坊市。

皇城中間的南北大街稱為承天門大街，寬441米，視野開闊連接12座城門的有六條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時期長安城的一條貫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長安城，向東，向南，向西，向北，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陸路交通網不僅通向全國各地。隨著唐朝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相繼成為國內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遼金時期，我國的道路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城市道路建設與交通管理方面，與隋唐時代有著明顯的區別這一時期的城市建設，實現了街和市的有機結合城內大道兩旁，第一次成為百業匯聚之區。

元明時期建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稠密的驛路交通網，驛路干線輻射到我國的四面八方。特別是元代，綜合拓展了漢唐以來的大陸交通網，進一步覆蓋了亞洲大陸的廣闊地區，包括阿拉伯半島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為的領袖統率下東征西略。兵鋒所至，驛站隨置，道路貫通。

運輸不絕蒙古軍軍事勢力的極盛時期，道路直通東歐多瑙河畔，南下攻滅金政權和南宋政權後，把南中國的大片疆土也納入自己的版圖同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比較起來，元明道路規模更大，效率更高，發揮著更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驛路分為三等，一是官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輻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鎮的支線官馬大路，是國家級官道，在京城東華門外設皇華驛。

作為全國交通的總樞紐，管理北路西路南路東路等官馬大路干線系統。官馬北路系統最重要的是通往大東北的干線，即從北京經山海關盛京（今沈陽）分別延伸到雅克薩廟屯（在黑龍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鮮半島的國際通道。

屬於官馬北路系統的還有分別到呼倫恰克圖的干線以及塞上的橫向大通道這些道路在開發清代北疆，捍衛北疆的斗爭中發揮過重要戰略作用。官馬西路系統包括蘭州官路與四川官路的兩大幹線，前者從北京經保定太原西安蘭州，分別到青海西藏和新疆，並通往中亞西亞諸國。

後者則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線，從西安通往雲貴川，並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薩在大清帝國創建和鞏固的過程中，這個覆蓋我國整個西部地區的官馬西路系統，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馬南路系統，包括雲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廣東官路三條干線前兩條干線均從太原南下過黃河到洛陽。

後分道到昆明或桂林，並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島；第三條干線即廣東官路的主幹道，則是從北京出發經濟南徐州合肥南昌贛州韶關，直達廣州這是元明以來北京到廣州縱貫中國南北的主要官道，歷來當作使節路，而終點廣州又曾是清代對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對這條干線特別重視，官馬東路的唯一干線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經過天津、濟南、徐州、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經濟上賴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還有橫貫東西的長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過這些道路，實現了對全國各省各市各縣各鄉鎮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榨取；全國各地各民族人民為了生存和發展，也通過這個龐大的交通網路，實現了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國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還沒有用瀝青或水泥鋪成的道路直至19世紀末期，我國才出現了鐵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國主義欺騙滿清政府，擅自修築了吳淞到上海的鐵路。這是在我國領土上的第一條鐵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鐵路，則是我國出資修建並延存下來的第一條鐵路。我國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蘇元春駐守廣西南部邊防時興建的龍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沒有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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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關於道路的稱呼

在遠古堯舜時，道路曾被稱作康衢。西周時期，人們曾把可通行三輛馬車的地方稱作路，可通行兩輛馬車的地方稱作道，可通行一輛馬車的地方稱作途畛，是老牛車行的路，徑是僅能走牛馬的鄉間小道。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車同軌，興路政，最寬敞的道路，稱為馳道，即天子馳車之道。唐朝時築路五萬里，稱為驛道。後來，元朝將路稱作大道，清朝稱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國建成第一條可通行汽車的路，被稱作汽車路，又稱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於馬路，則是外來語，巷、坊、弄、胡同等，被認為是從唐朝沿用下來的舊稱，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⑵ 中國近現代工業發展的歷史與成就

1、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捲入世界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

2、原料和勞動力，使中國難以抵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沖擊。

3、甲午中日戰爭後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進一步遭到破壞。

4、近代軍事工業的創辦。19世紀60年代起，洋務派以「自強」為旗號，採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

比較重要的有曾國藩創設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成立的江南製造總局、左宗棠開辦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經營的天津機器製造局。

5、近代民用工業的創辦。洋務運動後期，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洋務派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近代民用工業。

規模較大的有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輪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設立的開平煤礦、張之洞在湖北設立的漢陽鐵廠和湖北織布局等。

6、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起步。建國初，沒收官僚資本，使官僚資本企業較完整地轉變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1953年，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中規定：集中主要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7、「一五」計劃工業建設成就；建成了飛機、汽車、重型機器、精密儀器等近600個重要項目。

鞍山鋼鐵公司三大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沈陽機床廠、飛機製造廠等建成投產；我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後的面貌，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8、十年工業建設成就：建成武漢、包頭兩大鋼鐵基地和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大港油田，石油工業發展迅速，石油全部自給。

電力工業增長很快，農村用電量十年增長70倍；建成蘭新、包蘭等鐵路「文革」時期，工業生產遭受重大挫折。

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有：南京長江大橋、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成昆鐵路和湘黔鐵路等。

9、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工業方面，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革取得重大發展，建成一批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工程項目。

這批項目的代表有：寶山鋼鐵公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大亞灣核電站和京九鐵路等。

中國近代工業

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在中國設立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之始。這時期的外資工業主要是為外商對華貿易服務的。

從1843～1894年,外國在華一共設立了191個工業企業,其中116個屬於船舶修造業和絲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業。

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據估計到1894年止約近2000萬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兩項的便達1500萬元，占總投資額的75%。

其餘75家工廠分別屬於印刷、食品加工、水、電、煤氣、火柴、服皂、制葯、造紙、木材、玻璃、水泥等行業，共擁有資本約500萬元，大多規模狹小。

外國在華創辦工業後20餘年，清政府開始創建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從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經營了21家軍用工廠（包括一家船廠），所費資金從低估算在5000萬兩左右。

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和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創建時期的大型工廠。

軍用工業是非商品生產企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不甚密切，但它促進了19世紀70年代民用工業的興起。

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由中國人自辦的工業企業大抵有船舶機器修造廠27家，機器繅絲廠約113家，機器綿紡織廠8家，其他輕工業工廠47家,共約195家。其中多數規模很小,資本額不詳,有不少甚至在籌建期中或投產後不久便告歇業。

設備比較完備的企業大多為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武昌織布官局和蘭州織呢局等。

商辦工廠如陳啟源經營的繼昌隆絲偈為華南繅絲業的發展起了引導作用；商辦船舶修造廠大多是從原來手工作坊基礎上添置一二部車床發展起來的，而到80年代逐步發展到修理和製造繅絲車和軋花機。

以上近代工業的創辦，也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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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機械工業初步基礎

1949年以前的中國機械工業屬於修配性工業，基礎薄弱，除軍火工業和造船業製造過一些比較復雜的產品外,其他部門以修配為主,只能製造簡單的產品。

經過1950～1952年的3年經濟恢復時期,中國對原有企業進行了一系列改組、改建工作,著手籌建重大項目。

如太原的中國第一座重型機器廠於1953年8月部分建成投產。哈爾濱的中國第一個大型電機廠也是這個時期開始興建的。

這幾年，中國的機械工業對恢復國民經濟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起了重要的作用。

機械工業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了 1000米地質鑽機、300馬力柴油機、3000千瓦水輪發電組、 3噸蒸汽錘、直徑1米和2米的立式車床等較大和精密的設備，以及許多關鍵配件。

如為小豐滿水電站兩台7.25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的修復製造了萬伏級高壓定子線圈；為吉林石硯造幣廠的大型造幣機製造了16件直徑1600×4000毫米重7～8噸的乾燥筒配件等。

3年中試制了上千種新產品。

⑶ 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的影響 鄭和下西洋歷時28年，有12萬人參與，航程十餘萬里，先後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人類航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不少華人是隨鄭和船隊而來，並久居不返成為早期華僑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若騖，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1 「到了明代中後期，在南洋各地的華僑大約在十萬人以上。」2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不僅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大門，而且間接地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提升了人們對移民收益預期，促成更多的中國人前往南洋等地經商和謀生，對中國移民在海外生存和發展，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鄭和下西洋的後續效應

鄭和下西洋的最初動機，不論是宣揚「王道」（天朝聲望）、「安外」（安定海外），還是為了「絕患」（尋找文帝，杜絕後患），均可視為 明朝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種調整，客觀上對打通中國的對外通道， 發展對外貿易，建立藩屬關系，促進 和平外交發揮了積極作用，有著悠久的後續效應 。

首先，鄭和下西洋宣揚了「天朝」聲望。《皇明祖訓》說過：「四夷順則中國寧」，因此，明政府將朝鮮、日本、大梳球國、小梳球國、安南、真臘、占城、蘇門答臘、瓜哇等15國列入「不征之國」。明成祖素有「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思想，借「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滿足封建王朝唯我獨尊的虛榮心。可見， 鄭和下西洋屬於官方性質，有著很強的政治性意義。在 鄭和 下西洋的過程中，曾經 三次用兵擊潰偷襲的海盜集團和圖謀不軌者，以珠寶交易和自衛槍炮捍衛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揚了國威，提高了「 天朝」聲望；通過「憮外夷以禮，導人以善」，促進了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聯系，進而對中國海外移民產生深遠影響。據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上與土著人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鄭和下西洋產生的示範效應，為中國移民大量地向外遷移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鄭和的深遠的社會基礎。

其次，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發展。據史料記載：中國人到海外，自商周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秦朝徐福帶領三千人東渡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華人社會的真正形成和發展，卻是出現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華人的村落或城鎮，並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較為穩定、完整的華僑社會。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已經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方面，由於統治者的血腥盤剝，加之政局長期地動盪不安，尤其殖民資本的大舉滲入，導致地方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紛紛破產，大量農民流離失所，到處是民不聊生的慘象。另一方面，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已元氣大傷，幾乎是處於苟且摻延。為了維持落後的封建專治制度，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許多的喪權辱國條約，包括割讓土地，開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認西方列強招收華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條約也在事實上被裁除，進一步加劇了海外移民潮的發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海外華人社會。

第三，鄭和下西洋為華人遷移提供了便利條件。我們知道，自從宋代發明了指南針後，中國的航海技術就有了很大進步。鄭和下西洋不僅打通海外通道，開辟了溝通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地的航線，而且留下許多寶貴的航海資料和途經各地的詳細記載，對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很大幫助。為促進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設立「四譯館」，隸屬於翰林院，用於專門培養與中國有密切關系國家的外語人才。與此同時，通過解決邊患，設立宣慰司，扶持舊港宣使司，敕諭暹羅國王等方式，沉重地打擊了華人海盜集團和錫蘭山的海寇，基本上消滅了海盜和 圖謀不軌者 的威脅，一定程度上 維護了海外僑民的利益， 有利於華人來往南洋群島，使中國沿海地區居民的大量向外遷移成為了可能。這樣，以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為主，廣大的貧苦農民紛紛踏出國門，被迫到海外謀生。有人估計，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的出國人數估計不少於1500萬人。

二、鄭和下西洋有利於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功績，著名的歷史學 家吳晗 先生曾作過如下的評價：（1）經濟上的收獲。鄭和用瓷器、絲、茶諸貨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兩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國威遠播，南洋諸國王，稽首來庭，甘為臣屬。（3）文化上的傳播。寶船迭出，信使往來，使南洋諸國均染華風。（4）華僑移民增加及其勢力的發展。中國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華人以其靈敏耐勞的手腕，漸得當地人的信仰。3應該說，吳晗先生的評價相當的在理。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國人的海外生存空間，保證了中國通往東南亞的海上航道安全，對中國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鄭和下西洋密切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鄭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島一帶。 明朝開國後，積極地發展對外友好關系，主要通過互派使團，外國「朝貢」方物，明朝政府「賜賚」禮品等方式進行的，素有「厚往薄來」 特徵，明朝政府對朝貢使者均是「以禮待之」，即使「私貨來，皆倍償其價」。而鄭和下西洋，正是貫徹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遠人」，「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交往達到了鼎盛時期，東南亞國王先後訪華，促使他們實施比較寬松的華僑政策。據史書記載：到了永樂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鄭和已經完成四次出訪任務後，就有古里、爪硅、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技、沙里灣泥、彭享、三佛齊等十多個國家，紛紛派遣使者來華。「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廳」。5鄭和下西洋後，就在東南亞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發、瓜哇的錫順、中瓜哇的三寶壟和蘇門答臘的巨港等地，設立了下西洋的轉運站，作為船隊休整、補給、收容疾病隨員以及接待華僑華人的停留點；並以 滿刺加為貿易中心，建立了開展下西洋活動的中心據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之後就有大批的華僑移居南洋的 說法。「南洋華僑中心的形成，實肇始於鄭和下西洋之時」。6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也這樣記載，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賓、馬來半島，有一千乃至上萬的華僑。

其次，鄭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華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據史料記載：鄭和船隊每到一處，先是「開招、頒賞」，按照國家禮節拜訪國王，並送上從中國帶來的珍貴禮物。每當鄭和的船隊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島的華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著「三保太監」來了，「三保太監」專程看我們來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地華人深感鄭和帶來了國威，而當地人看到了鄭和龐大的船隊後，也認為華人移民有強大的國家作後盾，自然不敢對他們產生輕視。 東南亞國家也因有鄭和的訪問，對中國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這從滿刺加和蘇祿王率團訪華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賜以來，從永樂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滿刺加國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來華訪問，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熱情款待，加深了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傳統友誼。華僑在滿刺加受到了重視，如滿刺加國王任命華僑擔任港主，負責處理中國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鄭和下西洋後，蘇祿王知道了中國疆域遼闊，物產富饒，是個強大而友好國家，於是便攜帶王妃、王子和隨從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團訪問了中國。蘇祿王到達中國後，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國的繁華景象更使他們流連忘返。在回國途中，蘇祿國的東王不幸病逝於山東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國繼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後都不願意回國，最終卒於德州。他的後人定居在山東德州的北郊，安、溫二姓成了他們的姓氏。汶萊華人也認為說「自（鄭和）王景弘到汶萊後，華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鄭和下西洋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增強了華人移民的發展能力。永樂初年，中國的糧食、棉花、布匹供給充裕，手工業興旺發達，造船、冶金等產業發展比較成熟，與當時仍然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鄭和下西洋後，帶去了中國精美的工業製品，據《瀛涯勝攬》、《東西洋考》、《西洋番國志》等書記載：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盤碗、麝香、燒珠、樟腦、橘子、茶葉、漆器、雨傘、金、銀、鐵鼎、銅錢、湖絲、綢緞、絲錦、鐵制農具以及金屬製品等。9在按國之禮儀謁見國王後，鄭和便將帶來的商品與當地人進行交易，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深受他們的歡迎，鄭和船隊「所至皆有遺跡，鑿山開路，掘地取泉，」 10 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源源不斷地傳入，對東南亞的當地墾荒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來，在東南亞各國產生了「中國貨」的品牌效應，對經營著的當地華僑來說，無疑是在免費為他們打廣告，培植了當地華人的發展能力，打開了中國貨的市場空間。廣大的華人移民也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從中國進貨，使他們所在的地區，很快就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和商業、貿易中心，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了舉足輕重作用。

第四，鄭和下西洋傳承了中華文化，增強了華人移民的民族凝結力。鄭和下西洋除了「開招、頒賞」與進行貿易外，遵循「敷宣教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理念，率領船隊「周遊南洋群島，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撫慰士人，」11不斷地向東南亞國家敷宣中國教化，以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改變落後發展面貌，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廣泛愛戴，「至今英荷二屬均有三寶井留存。」12當地人也樂意中國人移居其地，共同地發展生產，華僑華人日益成為各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13而華人與當地女子成婚，開始形成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和融合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海外華人集中的地區，除了形成商業意義上的「唐人街」外，華人移民還按照祖籍地習俗，修建了宗祠、寺廟，成立各種宗鄉社團會館，設立私塾學習中文，使之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如「唐人街」掛著的「天涯海角飲水思源，入鄉隨俗落地生根」楹聯，就表達了海外華人 以中國為榮，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發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廣大華裔誠信經商與傳承中華文化的產物，它成了中國移民在海外活動的重要根據地，對增強華族的向心力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 鄭和下西洋採取 震懾、懷柔的雙重政策， 維護了華人移民 的正當權益。明朝初年，海盜為害情況已相當的嚴重，特別是一些貢使與商旅必經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盜所居，「凡有經過客人船隻，便劫奪財物」，致貢使、商旅「來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共進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鄭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領船隊返航經過舊港的時候，遭到以華人頭領陳祖義為首的海盜集團的突襲。這支海盜集團以搶劫過往的客商和貢使的財物為生，企圖「詐降邀劫」，搶奪鄭和船隊所攜帶的寶物。鄭和船隊擊潰偷襲者之後，活抓了海盜頭領陳祖義，並將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當時雖然只是個別人從事不法勾當，但已損壞了華人形象，也累及到許多的無辜。陳祖義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後，在海外和當地的華人社會中產生了震撼，這種「鎮憮」行動，鏟除了海盜集團的勢力，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鄭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經斯里蘭卡時，該國的王子把鄭和騙到了京城，強行勒索財物，並暗中派兵搶劫，企圖一起虜獲鄭和船隊，結果陰謀沒有得逞反而被抓獲了，鄭和就將他們帶回北京獻給明成祖。但明成祖實行了寬大政策，將斯里蘭卡國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國，不僅對海外國家起到震懾和懷柔的雙重效應，也維護了海外華人的正當權益，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鄭和下西洋的借鑒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朝貢貿易及其促進民間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激發了中國沿海地區人們向外追求財富的慾望，直接提高了人們對移民收益的預期，有利於華人移民和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世界、發展自己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時至今日，鄭和下西洋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首先，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走出去」來發展自己。鄭和下西洋帶來的財富增值效應，激發了人們「走出去」發展的渴望。中國是個人口超級大國，超過了13億人口，其中的勞動力人口達到7.4億，比歐美發達國家的4.3億勞動力還多3.1億人。據有關的資料報道，「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中國的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億2千萬。」15今後，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以及西部大開發的加快，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不斷深化，未來幾年內將釋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餘勞力，從而形成人口遷移的巨大「推力」。事實上，人才流動總是與勞動力、資本的流動相伴隨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移民必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從數量上統計， 中國的移民數量還比較少，人口流動仍屬於正常的范圍之內。我們應當 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繼續放寬出國渠道，讓更多的國人通過合法的渠道走出國門，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到我國的改革開放、加入WTO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成果。各涉僑、涉外部門也要不失時機地「走出去」，加強與海外的華僑華人聯系，深交老朋友、廣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華僑華人真正地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服務。

其次，鼓勵華僑自願地融入當地社會，積極地參政議政。移民的問題十分復雜，其中居住國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加強海外華僑華人的科技力量、經濟實力和人才資源的有效整合，對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也是我們爭取海外「僑心」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將加大引進移民力度，通過不斷地調整移民政策，避免外來人口對社會系統造成的沖擊。據有關的資料估計，在今後的20、30年間，如果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數量，來自祖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移居發達國家的新移民可能達到2000—3000萬人，在數量上直逼現有的華僑華人規模。如果考慮到再移民，以及兩岸關系可能導致的移民影響，估計發達國家的華僑華人規模還會更大。因此，要密切關注住在國的局勢變化，加強與住在國政府的溝通和友好關系，認真地汲取經驗教訓，鼓勵華僑華人拋棄自我的孤立心態，在當地化的進程中，積極地融入主流社會、 參政議政，努力捍衛自己的正當的合法權益。在華社的傳承與發展上，要盡量地減少磨合期，做到取長補短，互相提攜共同地發展，在居住國與祖（籍）國發揮難以替代的橋梁作用，真正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三，實施睦鄰友好政策，為華僑華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鄭和下西洋後，始終堅持睦鄰、善鄰的友好政策，有利於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帶去了中國先進的建築文化、陶瓷文化和絲綢文化，推進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動了東南亞華僑移民與商業、宗教的共同發展。時至如今，東南亞國家仍留下眾多的鄭和事跡，流傳著許多感人的傳說（法力無邊，萬物聽命），經常舉辦各種盛大的紀念活動，表明鄭和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偉人。東南亞人民把鄭和視為神明，對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寶廟」、「三寶墩」、「三寶洞」、「三寶井」頂禮膜拜，充分展示了「鄭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交流和對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國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國發展的正當權益，我國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結構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目前，發達國家新移民已佔到華僑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個別國家甚至超過 80% 。如果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沒有大的變動，那麼估計在未來的 10 多年內，新移民人數將佔到發達國家華僑華人總數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延續，他們的發展壯大，將從根本上改變華僑華人的地位，對我國的安全、富強和發展都有利。因此，我們要繼續貫徹睦鄰、安鄰、富鄰的對外友好政策，促進我國的和平崛起，積極地改善華人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這對我們增強海外僑界的後續力量，進一步發揮僑的優勢，更好地促進我國走向世界有重要意義。

第四、發揮海外社團作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中華文化的歷史悠久、根深葉茂，有著很強的黏合性和滲透力，它是聯接海外移民與祖籍國關系的「橋梁」和重要紐帶。近年來，從祖國大陸、台灣、香港地區赴發達國家的留學生，每年都有十幾、二十萬人，如果加上技術移民的話，每年由中國進入發達國家的留學移民、技術移民及其家屬有數十萬人，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學有所成的居留者，他們的政治敏銳，善於交際，社會活動能力比較強，其實力和表現也逐步得到了當地華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華僑華人社團是團結海外鄉親，凝聚愛國力量，聯系祖國和家鄉的重要紐帶。這年來，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不少的海外華人開始關心、參加甚至組建當地的華人社團組織，涌現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社團領袖。在新的歷史時期，海外華僑華人工作將面臨著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深入地研究。我們要鼓勵新移民積極地參加老一輩組織的各種華人社團，積極融入當地華社，從中發現、培養有代表性的華人「新人」，有意識地支持和引導他們，把他們吸收到國內的各種群團組織中，為他們提供參政議政的舞台，把他們培養成新一代的華社領袖，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切實引導華社的團結和有序發展。

⑷ 從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看中國歷史發展軌跡 讀後感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的老師，稱"漢中教授"。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 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盡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四十五歲）。建文四年，朱元璋 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從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樂帝，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有死保舊皇帝的，後者當然都被殺或自殺，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滅族"的不計其數。到那時為止 ，最重的刑律是滅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處是"滅十族"，那第"十"族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學生。關於"十族"的來由，流傳較廣的故事是：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極詔書，方堅拒，投筆於地，又哭又罵，再強迫他寫，他就寫"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對他說："汝獨不顧九族乎？"方說："便十族奈我何？"於是他的門生 多人也被"收斬"。不過一般正史不採此說，而是說方表示寧願立刻死，不草詔書，朱棣說 ：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當滅十族。那麼"滅十族"是皇帝的發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話讓他學生遭殃的。不論采何說，總之株連"擴大化"及於學生是從那時開始的。當然，後世的學生如及時劃清界限，揭發批判老師，則可倖免。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記得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一段時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們都對方孝孺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由衷敬佩。這也是傳統氣節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斯時也，文藝復興的朝陽升起在歐洲上空，驅趕著中世紀的黑暗，歐洲正在邁進蓬勃發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學、藝術大放光彩，人才輩出，以科學和民主推動人類文明，獨領風騷五百年。世紀的開頭，1401年，德國人 尼古拉斯·德·庫薩（Nicholas de Cusa）誕生，他的職業是主教，同時也是科學家和哲學 家，是挑戰傳統，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的先驅。約一百年後，波蘭哥白尼"日心說 "問世（1543年）。哥白尼死後，緊接著布魯諾誕生於義大利（1548年）。布魯諾的一生既 坎坷又豐富，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善於獨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人"，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並發展了哥白尼的學說，提出了宇宙無限論。他的哲學思想對17世紀的斯賓諾薩有 重要影響，因此被認為是現代哲學的先驅。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於堅持亞里斯多德教條的新教。他周遊北部義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凡十年，到處講學，到處與人辯論，同時找機會出版他的著作，最後在哪裡都難容身，終至慘遭刑戮。
布魯諾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學，當過多米尼克教會的修士，研究神學，不久就涉嫌思想異端，為逃避當地教會的審判，逃離那不勒斯。先到羅馬，又被誣陷殺人，面臨逐出教門的審判，於是逃亡瑞士。在那裡，他放棄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爾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爾文派也排斥異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門，獲釋後到法國。當時的歐洲雖然保守 是主流，但並非鐵板一塊，學術空氣還是比較濃厚,留有一定的空間。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 是開明天主教派占上風，布魯諾得到庇護，被任命為王家講師，得以暫時在巴黎棲身，並發表他的著作。其間，他作為法國駐英大使的客人到過英國，也曾為伊麗莎白女王宮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學說不見容於權威的牛津學派，於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時的巴黎政治氣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廢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魯諾卻不稍斂鋒芒，更加公開地與權貴論戰 ，並公開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學說。終於在巴黎無法容身，跑到德國，在那裡游盪於各大學之間，繼續講學、發表著作，不但宣傳他的宇宙觀，而且主張各教派和平共處自由爭論，其辯論的對象既有教會又有學術界權威。結果又被新教路德教會開除出教，德國也呆不下去了。此時剛好有一名威尼斯貴族"誠聘"他回到義大利任他的私人導師。威尼斯在當時是比較開 明的，而且布魯諾得知那裡的帕多瓦大學數學系主任一職正好空缺，他遂於1591年束裝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學。不過他沒有得到那個教職（一年後任命了伽里略），就住在那位貴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師。與方孝孺株連學生相反，布魯諾是被他的學生出賣的。不久，這位學生就對老師產生種種不滿，向宗教法庭告發他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遂於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他為自己辯護的說辭一直是堅持自己的理論只涉及哲學，與神學、教義無關（ 和伽里略一樣，他主張對聖經只遵循其道德說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觀）。在威尼斯他也許還有希望得到開脫，但是不幸他受到嚴厲得多的羅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七年，種種辯護都無效，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後終於被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給夾住，足見他的言論 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 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見株連到其他人（歐洲好像沒有"族滅" 之刑律）。
從方孝孺到布魯諾殉難的200年中，歐洲完成了源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了馬丁·路德 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結束了神權統治，民族國家成型，為17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掃清障礙。在天體物理領域，哥白懾開始的宇宙觀的革命經伽里略到開普勒 基本完成，最後到17世紀中葉由牛頓集大成，他關於萬有引力的發現解決了"日心說"的最後一個疑點，並開啟了現代物理的新時代。布魯諾是這場持續的科學革命過程中的一位烈士，實際上此時的宗教裁判已是強弩之末。以後，科學受到教會以及社會保守勢力的非難和壓制還時有發生，但不論是教會還是君主再也不擁有對思想信仰的生殺之權了。布魯諾個人的結局雖然慘烈，但是實際上他生前還是有相當的活動空間，已經有機會到處傳播他的學說，並發表著作。那時的歐洲並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局面。
反觀這200多年的中國，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還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在內部殺戮、爭斗中，在宦官、權臣、昏君專政中，在邊患頻仍，統治面積日益縮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萬曆二十八年，當時的形勢是皇室、官府層層橫征暴斂，內部民變蜂起，外部邊疆告急。這一年的大事，一是發動幾路大軍鎮壓 西南少數民族叛亂；一是宮廷之內寵妃專權，威脅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貞之士"關心 帝王家事，為維護太子而上書直諫，觸怒皇帝，遭到"下獄"、"廷杖"、"除名"。此人 名叫王德完，官職給事中，如果沒有這件事大約是根本名不見經傳的。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士大夫或殉舊主或投新主，又一輪生靈塗炭加道德危機。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盡管是另外一個民族，還是延續著大同小異的君主專制政體，重復著大同小異的歷史，憑據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道統。"明主"繼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價值觀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從哪個皇帝或潛在的皇 位繼承人的角度出發。只不過這是最後一個皇朝，以後的歷史軌跡卻被歐洲人打亂了，從此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說來也巧，清順治元年（1644年）的歐洲適逢英國克倫威爾議會革命成功，五年後，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這件事與建文帝的"不知所終"和崇禎之死意義大不相同，因為它導致了君主制度的結束。盡管以後還有反復和曲折，對克倫威爾其人其事史家也有爭議，但他發動 的這場革命為20年後"光榮革命"的先聲，最後導致英國憲政民主的確立，對18世紀的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變革都有深遠影響。而且，歐洲文明加炮艦從此 一路擴張開去，直到轟開中國的大門。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 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里略來說，地球就是圍著太陽轉，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學家以令人信服的論證推翻這一結論，這就是科學。與此有關的人在壓力面前可能表現不一，例如哥白尼攝於可以預料的壓力，遲遲不敢公開其發現，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發表；伽里略有堅持，有妥協，在教會的淫威下也說過"違心"的話；而布魯諾則剛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論怎樣，他們還是公開說出了，並論證了自己的科學發現，並且載諸書冊。他們的歷史貢獻是與先進的科學思想聯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類進步的歷史長河中的燦爛群星之一。方孝孺維護的是什麼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弟弟當皇帝，這裡面有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於國於民究竟有什麼區別？何況這甚至不是改朝換代，明朝還是朱家天下。朱棣說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說你姓方的管不著。可是至少從秦統一中國的兩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國士大夫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盡聰明才智，獻出理想、忠誠 ，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這種努力推動歷史前進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後到公元前300-200年間。那時的希臘幾何學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頭研究、發明一條一條的幾何定律。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是國王叫他辨別工匠製作的金王冠的真假 ，他在洗澡時偶然發現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聲"尤里卡！"貫穿時空，成為不朽的天籟。不論這一傳說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對數學和力學的貢獻以及他個人對此的著迷是事實。方其時也，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在做什麼，關心什麼呢？那正是戰國後期，當時熱門的新學 是"縱橫學"，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他們與同時代的策士們正奔走於七國之間，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們的謀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戰國策》，在那雄辯的辭章中 充滿了縱橫捭闔、權謀計術、極盡坑蒙拐騙、挑撥離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之能事。其心計之深，思路之復雜，令現代人望塵莫及。如今"博弈論"作為舶來品傳入中國，頗為研究國際關系的青年學子津津樂道，其實戰國策士們那種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對方的反應，決定對策的"彎彎繞"，現代的博弈專家跟著轉起來恐怕也很吃力。這種思維的路數其實與幾 何學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處不同，結果也就不同。戰國時天下未定，思想還沒有定於一尊，蘇張之流不必像漢以後的士大夫那樣對一位君主從一而終，也就無氣節可言。不過華夏文 明到那時已相當成熟，縱橫家的計謀與儒家的忠孝節義同樣是留給後世的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
自從與西方邂逅吃了大虧之後，中國人一直在思考中國為什麼落後，以及從何時開始落後的。許多人不甘心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科學精神這一事實，總是舉出四大發明，還有古代諸多精湛技術的創造，還有祖沖之發明圓周率早於西方人一千年。事實上早已有人指出，技術不等於科學，因為沒有理論，不能舉一反三，無法普及。技術只是手段。印刷術和紙的發 明確實偉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來的書傳播什麼思想。"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的"志"是什麼。古代歐洲哲人著迷於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奧秘，不惜為與人間利害無關的真知而獻身，中國人缺的就是這種求真知--超越於"經世致用"的客觀存在的"傻勁"，中國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處理人際關系。不過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傳統之累。當近代西方人爭取到了思想言論自由，建立了保護這種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異端"而獲罪，從而進一步釋放出無限創造發明時，中國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讀書人皓首窮經，盡入中，一方面發明文字獄收緊文網，禁錮思想。其結果的差異是可想而知的。當然，涉及政 治斗爭，不論是一國之內還是國家之間，都有許多勾心鬥角的"謀略"，也出現形形色色的 "謀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歷史上學而仕者只是少數，有大批超越於政治的獨立知識分子，而中國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貢獻給政治，而政治又等同於朝廷。
還常見有文章強調，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的造船業比歐洲先進，說明中國本來可以從那時實現工業化，走向現代化。甚至有人假設，如果鄭和再走遠一點，到達了美洲，今天在那裡的就是黃種人了，整個歷史就要改寫。姑不論這種假設如何想入非非，有一個基本問題是，鄭和出海的目的是什麼？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奪了侄子皇位的永樂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滿朝文臣武將都不用，單派貼身太監，決不是有向海外擴張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尋那位"不知所終"的建文帝。因為關於建文的下落傳說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 。只要舊皇帝還有出現的可能，永樂的皇位就存在潛在的威脅，這才是他為之寢食不安、戚戚於懷的頭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當然還有向"化外"的島民宣揚我中華神 威之意。所以，不論船隻如何先進，鄭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這與歐洲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於商業需要，推動航海業的動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說，本人未考證過鄭和的船比同時代歐洲最先進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傾全國的國力和能工巧匠為皇家造一條船，與能代表社會生產力的造船"業"的發達是有區別的。
布魯諾和方孝孺的差別是他們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別。誰也不能否認我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我華夏民族智慧高度發達，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歸決定了不同的歷史軌跡。 ——（摘自《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

⑸ 如果明朝延續至今會發展成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嗎(明朝有內閣制度，手工業商人很多，本身還有先進的裝備)

非常難，雖然不是沒有可能。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必須是資產階級掌握權力，同時開始制定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但在明朝，這真的很難（以下以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中的一些情況舉例）。

明朝掌握權力的實際上都是封建大地主。無論是帝國的高級官員（閣員），還是帝國的貴族，有了錢之後首先想到的是購買土地，成為地主。比如嘉靖末年的內閣首輔許階、比如萬曆年間的福王，他們的眼光都只局限於土地，從來沒有想過興辦工廠、投資手工業（紡織業）、航運業、原始金融業（當鋪、票號）等等，也從來不以自己有多少工廠為榮，而是家裡有多少地為榮。這就是封建地主和資本家的本質區別。

地主掌權的內閣，在制定政策時只會壓制工商業。比如國庫沒錢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工商業征稅，甚至把一些富商抄家（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一石），而且會盡全力阻撓國家向土地所有者增稅，或者想盡辦法讓自己名下的土地獲得免稅的資格。法國路易十六國庫空虛的時候，也是只想到向資產階級征稅，英國的查理一世財政困難，首先想到的也是向新興資產階級征稅。中國的嘉靖皇帝沒錢的時候，也是想辦法向富裕的江南富商征稅，甚至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政府需要用錢的時候，一樣也想打鹽商的主意，無他，因為這些富商們、資本家們太有錢了，而且他們人數少，還沒什麼政治影響力。崇禎皇帝倒是想向地主們征稅，但是征不上來，雍正搞「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都遭到地主的大力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