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大家幫忙解釋一下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
因為農民工兄弟不能拿到非農業戶口，城市拓展速度不快，2008年城鎮化水平45%。
B. 為什麼城鎮化會低於工業化率
中國的城市化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有所加速，城鎮化率得以較大幅度的提高，到2009年，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2186萬人，城鎮化率達到46.59%。從歷史看，中國的城市化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由於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以及軍閥割據的困擾，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區，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擴張，另一些地區則完全處在工業化的進程之外。新中國成立以後，城市布局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後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更有甚者，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反城市化」戰略，使得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得以加快，然而，在一些錯誤的發展理念、錯誤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作用下，我國的城市化率卻也是一波三折，遠遠低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城市化與工業化、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步？為什麼中國的城市化會滯後許多？這要從三個階段來尋找答案：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1978年，此階段我國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計劃經濟體制；第二個階段是1979-1995年，此階段我國的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然而，主導工業化進程的是鄉鎮企業的發展；第三階段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成為主導經濟發展的第一推手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抑制。我國的改革和發展模式，城鄉二元體制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路徑依賴固化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C. 城市化快於工業化和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各自有什麼問題
先把這兩個概念搞清楚。
什麼是城市化，什麼是工業化？
城市化後，工業化必定受到遏制。因為工業化是和環境污染密不可分的。
工業化後，在城市化，就存在諸多發展限制了。
D. 如何評價城市化滯後，工業化超前是結構扭曲的根源
這其實是用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來解構中國的經濟現象得出的結論，註定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
後發國家要追趕發達國家，必須要集中社會資源投入到工業化當中才有可能。發達國家技術領先你幾十年，資本比你雄厚無數倍，人家投入1%的資源，追趕者就必須投入10%甚至是百分之幾十的資源才能不被繼續拉大差距，更何況是縮小差距了。這是所有處於追趕地位的國家都要面臨的困境，資本積累少的情況下要實現趕超，就必須投入更多比重的社會財富到工業化當中，那麼，投入到其他領域的資源就必然減少。這就是中國城市化落後，工業化超前的根本原因。
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其實是總結西方經濟發展過程的產物，長期以來，有人把這套理論神化成為規律，是真理，所有不遵循這套理論的國家都被視為異端，就被扣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帽子，就一定時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用事實狠狠的打臉，任何國家，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制定符合自身發展的發展路徑，這是中國人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最終體現。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恰恰反映了中國的能力。玩過陀螺的人都知道，高速旋轉的陀螺就能維持穩定，但是一旦陀螺停轉了，肯定是要倒下的。中國所謂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恰恰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同時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能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恰恰缺乏的就是這種能力，核心就是強大的政府統籌協調大局的能力---通過這種不平衡來過經濟發展以動力，同時又能保證在不平衡的情況下不發生危機。
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國家能力的缺乏使得他們想要中國的這種不平衡都不可能，否則就是經濟危機的結局。西方國家從企業層面看起來非常強大，但是從政府能力和社會能力看來，就越來越不合格的，隨著民粹主義的泛濫，社會思潮右傾化，越來越不可能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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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到今天，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自己的理論。現在事實已經證明西方的那一套理論已經不能結構中國的事實了，但是還是不斷的有人用西方的理論來結構中國的現象，得出很多誤導性的結論。這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艱巨任務。
，我國迄今為止的經濟成就，主要歸功於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本文我們切換視角，接著講另一個要點，就是迄今為止我國的經濟結構扭曲問題，根源也在快速的工業化上。用一句不太准確的話概括，就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先來看圖1，說的是我們國家「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現象，這里是2015年的數據。工業化程度，我們用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來衡量，中國是40.9%，世界平均是27.1%，代表發達國家的七國集團是23.7%。也就是說，我們國家工業化比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比發達國家也高，高的還不止一點點，比發達國家高了將近一倍。
然後再看城市化率，中國55%，這是2015年的數據，我們國家現在大概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現在是57%左右，世界平均是53.8%，我們和世界平均差不多。如果和代表高收入國家的七國集團比的話，它們大概是80%，我們是57%，還有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所以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
這個數怎麼看呢？我們不妨稍微說細一點。首先，和可比國家比，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這里補充一個數，沒在圖上，就是中高收入國家2015年的平均城市化率，是65%，這一年中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是8076美元，中國是8069美元，很接近。看起來，和大致可比國家比，我們的城市化率還是低很多，低了10個百分點。第二，我們國家的城市化率這個數據，是需要斟酌的。我們看的是常住人口，還有一個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低很多，目前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1%。把非戶籍常住人口算「半城市化」的話，我們的城市化率是49%。這樣看的話，上升的空間就更大。
綜合起來看，我們工業化是比別人高的，城市化是比別人低的，如果算一下它們的比率，你會發現這個比率很有意思。我們國家的城市化工業化比率是1.4，世界平均是2.0，七國集團是3.4，我們比別人差很多。所以，「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歸納出這個特徵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其他主要國家的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圖2最下邊的1.4還是我們，上邊這一組是發達國家，大多數是四點幾，德國和日本工業化程度稍微高一些，城市化稍微低一點，是3左右，下邊是發展中國家，金磚五國，別的國家都比我們高，唯一跟我們差不多的是印度，但印度人均收入約1700美元，是中低收入國家，是我們的五分之一多一點。
那麼，如何理解這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現象？其實很簡單，和我們國家之前的快速工業化是直接相關的。工業化發展可以很快，是因為學習技術、培養勞動力、積累資金的速度都可以很快，有了這些，工業就是復制、升級、迭代、再復制的過程，可以非常快，快得讓你覺得有問題。
城市化不一樣，城市是個復雜系統，比工業製造復雜得多，不是個簡單復制過程。簡單復制，很容易造出「鬼城」。即便採用復制的辦法，也只能復制一部分，比如硬體的部分，可以部分採用復制的辦法，其實也已經很難了。軟體部分，就更加不是復制能夠解決的了。所以，城市很難復制，需要花更仔細的功夫，會慢很多。「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說白了就是工業發展太快了，城市化需要趕上。
這里我們如此強調「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這個現象，是因為這個現象是我們國家幾乎一切重要經濟結構問題的根源。
比如說「過度投資」，就是投資佔GDP比重過高的問題。當你工業發展這么快，為了配合工業以及房地產的發展，你好多地方都是需要投資的，在這個階段投資高不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嗎？因為你不投資的話，哪來那麼多設備，哪來那麼多房子，哪來那麼多公路、鐵路、機場，怎麼搞生產？所以說中國過度投資首先就是無視了中國快速工業化的背景，無視了工業化的實際要求。在細節上也許有些道理，但在大格局上、大方向上是有問題的。
另外，補充一個資料，在幾乎所有國家的快速增長階段，都有個現象叫做投資過度。這個世界工業革命以來，最早期是荷蘭和英國，當時投資佔比大概不到20%，為什麼比我們現在低呢？因為當時很窮，工業發展過程中首先要吃飽肚子，剩下的儲蓄才能投資。後來到了德國和美國，就有20%多，後來到了日本，頂峰的時候有30%多，因為他們二次世界大戰後也需要有重建的工作。後來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像亞洲四小龍，它們發展的時候頂峰有30%多，我們現在則是40%多。
有個規律是越晚起步的國家，投資佔比越高，為什麼？因為資金動員能力強，儲蓄多了。所以投資高幾乎是伴隨著每一個國家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的，中國不是一個特殊現象，只是一個普遍現象的一個案例而已。所以投資過度這句話是完全錯誤的，沒有充分考慮我國快速工業化、快速經濟增長的大背景。
然後再說內需不足。內需不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出口佔比太高，內部需求不足。首先說一下，投資過度和內需不足這兩個事情，首先就是矛盾的。投資本身就是內需，投資多了，應該是內需過度才對，怎麼又說內需不足呢？這兩個事情放在一起，內在的邏輯就是不通的。
所以，投資過度和內需不足放在一起，說的只能是消費需求不足。你以為這么說有道理是吧？對不起，你上當了。我拜託你，消費是千家萬戶的事情，人家自己知道怎麼花錢，知道該存多少錢，用得著別人操心嗎？你操心別人怎麼花錢，還不如操心別人的收入怎麼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高了，消費自然會上去。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圖3，這張圖說的是，所謂內需不足，和「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是密切相關的。這里橫軸是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比率，縱軸是凈出口佔GDP比重，我們看的是世界九大經濟體（未包含印度，因為其收入太低，產業結構不可比）。這張圖顯示的基本信息是：城市化越發達的國家，凈出口佔比越低，這個規律非常清楚。可以看到中國就在這個擬合線旁邊，並沒有偏離這個趨勢。換句話說，中國所謂的凈出口佔比過高，或者說內需不足，無非就是城市化和凈出口佔比規律的一個樣本而已，並不奇怪。
這裡面的道理是什麼？城市發達的國家，內部市場才會發達。市場發達了，才好消費，才有內需；市場不發達，你自己的需求跟不上，只好賣給別人，就表現為凈出口。
而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工業化進程如此迅速，內需怎麼跟得上？所以就賣給別人，而且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講，賣給別人這么好賣，還省心，為什麼不賣？所以所謂的內需不足，只是我們增長階段的一個現象，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一個派生現象，和世界經濟一般規律並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不值得大驚小怪。
上面看的是經濟的支出方面，看的是凈出口佔GDP的比重。圖4看的是經濟的生產方面，看的是服務業佔GDP的比重，橫軸還是城市化工業化比率。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城市化越發達的國家，服務業佔比越高，也是大致在一條線上。中國低，但是也基本落在這條線上，中國跟這個規律並沒有太大區別，只是更為顯著而已。所以中國服務業滯後也只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一個表象。
這裡面的道理也很簡單。沒有城市，沒有大城市，服務業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大家想一想，在農村怎麼發展服務業？農村可以有個小賣部，有個診所，再大一點的就開不了，因為沒有人口聚集，沒有人口和商業的流量，成本就攤不開，沒法持續下去。
舉個例子，農村有很好的學校嗎？可能有，但是很少。為什麼？農村人口密度太低，孩子少，老師們收入就低。同樣是教書，老師們更願意去城裡，因為反正是教書，城裡的條件好，收入高，小孩子也多。收入之外，講教學的成就感的話，城裡也好很多。城裡面什麼都有，農村有啥？老師們在城裡面有自己的社會關系網，有醫院，有各種各樣的娛樂設施。
在農村，因為人越來越少，服務業是發展不起來的。服務業是需要一個很大的流量來支撐的。像醫院、銀行也是。你去問問銀行的經理，在農村開個分支網點多貴，人吃馬喂都是要花錢的。農村一共就那麼幾個人，就那麼點經濟流量，農村開個網點很難掙錢，不賠錢就不錯了。沒有密度的地方，沒有流量的地方，服務業就是做不起來。這就是經濟邏輯。
而且，大家回頭想一想，以前我們描述農村的時候，有一個詞語大家一定還記得，叫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詞啥意思？就是什麼都自己來，吃飯自己煮，衣服媽媽縫，再久遠一點的時候，鞋子也是媽媽做的。什麼都自己做，還要什麼服務業？服務業不就是花錢買服務嗎？為什麼農村經濟「自給自足」？這是個復雜的問題，這里不展開講。一眼看去，跟收入水平低、經濟密度低有很大關系。趕個集買東西要半天，還不如在家裡自己動手搞，於是分工起不來，效率就低，技術也沒法進步，陷在一個低收入的循環中，直到城市發展起來。
所以，所謂的服務業滯後，和我們國家的城市發展水平有著很大的關系。說白了，還是工業化很快，城市化沒這么快。剛才說了那麼多的結構問題，其實都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派生現象。
站在這個歷史時點上，想清楚這些事，歷史原來如此簡單。
E. 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對嗎
這兩個過程一般是同時出現的，工業化過程中大量農民轉為工人不再種田和耕地，於是就出現了城市化。但是中國目前的農業國情和制度與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不同，加上戶籍制度和思想觀念的影響，而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所以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顯得有些滯後。
F. 發展中國家到底是工業化滯後於城市化還是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
親，這兩者實際是互相影響的：工業程度越高它的城市化自然就發達，譬如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是一種在工業發展下自然形成的結果。而處在發展中的我國，過分強調城市化，而落後的工業缺少強有力的激活，顯然是工業化滯後於城市化的發展步伐，結果造就了城市的入不敷出譬如甘肅白銀......這就是人為強調城市化的後果：工業化滯後於城市化的發展步伐！所以只有優先發展工業才有城市化的美好未來......希望以上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謝謝。
G. 為什麼中國的城鎮化率滯後於工業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一）體制改革對策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二）戰略調整對策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備註：[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
H. 中國城市化滯後的原因
滯後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為了避免城鄉對立和「城市病」的發生，採取種種措施來限制城市化的發展，結果不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發揮，而且還引發了諸如工業鄉土化、農業副業化，離農人口「兩棲化」和城鎮發展無序化等「農村病」現象。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城市化模式。如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等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就屬於這種狀況。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化就是這種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為42．2%，發達國家為70．2%，發展中國家為29.2%，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19．4%。從城市化與產業結構的關系看，我國城市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與第三產業呈低水平上的相適應。1996年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指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之比僅為0．69，遠低於該比值1．4—2．5的合理范圍。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城市化的滯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工業化過度地孤軍深入。
I. 高中地理＿為什麼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會限制城市第三產業發展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如果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即 城市發展趕不上工業發展那麼快），那麼城市化中的農村人口基本都被工業化吸收，則城市第三產業就會缺乏勞動力。
關於加快農村人口職業轉變，工業化中吸收的農村人口，帶有很大的流動性，他們只是在城市中賺錢，然後帶著錢回農村，並不把工業中的職業當做長期職業，不穩定。而第三產業服務業則流動性不強，穩定，易成為長期甚至終生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