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沒有工業靠什麼

❶ 為何沈陽，天津等北方大城市，這幾年經濟發展一般

隨著這幾年國家經濟增速的向下調整，我們可以發現在對比南北方城市的發展的時候，可以發現北方的城市發展比南方城市的發展著實不怎麼亮眼，特別是東三省經濟雪崩一般的下滑，整個北方貌似就北京還能與國家同步增速，那原因是什麼呢？

1.重工業的轉型

相對而言，北方城市經濟依賴於第二產業。不可否認，東北老工業基地對中國的巨大貢獻是中國崛起的基礎和信心之一。目前，北京、天津和河北都充滿活力。山東是北方經濟強省，輕工業和重工業也很好。重工業也在轉型。

所以呢當我們在討論北方城市的時候我一貫的態度是。要根據它自己的客觀基本條件，它應該能夠比現在的情況發展得更好，而且要好得多。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治理家庭，都必須始終朝著最高的標准努力，因為就是這樣，一個人最終能夠取得的實際成果也只是中等的。然而，如果一個人從“滿足”開始，根據食物和衣服的水平發展，他只能得到非常差的結果。

❷ 請問下一個城市必須要有支柱產業嗎，那上海廣州北京這些城市靠的是什麼

上海，北京，廣州，依託於我國的長三角、京津唐和珠三角三大經濟圈，並且作為三大經濟圈的龍頭城市，各有特色。三個城市自在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上海定位為經濟金融中心，北京定位為政治科技中心，廣州定位為外貿商業中心。
上海，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其地區生產總值、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實際利用外資等主要經濟指標在三大經濟圈核心城市中均處於首位，表現出較強的經濟實力和對經濟圈的帶動力。
北京，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在地區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利用外資等指標上遜於上海，處於第二位。服務業相對發達。但地區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總值低於上海和廣州，呈現出工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態勢。
廣州，人均生產總值為各核心城市之首，呈現「三、二、一」的產業結構，地區生產總值、出口等指標不遜於北京，也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力。廣州積極利用國際先進生產要素和組織方式，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重化工業持續增長，支柱產業、高新技術以及新型商業得到發展壯大，支撐地位和發展優勢基本確立。

❸ 為什麼城市能夠依靠非農產業運轉

城市是區域的經濟中心和社會發展中心，是富有效率的非農產業的集中地，可以依靠工業和重工業等發展。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居民點，一般包括了住宅區和工業區和商業區並且具備行政管轄功能。其行政管轄功能涉及較其本身更廣泛的區域，包括有居民區，街道，醫院，學校等。
城市的出現，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城市的起源從根本上來說，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兩種類型，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後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❹ 城市發展靠什麼

經濟 人才 知識 智慧

❺ 一個城市沒有企業沒有工廠,他靠什麼發展當地經濟

沒有製造業的城市（國家），只會陷入空心化。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香港與新加坡。1999年，香港的GDP大約是新加坡的2倍；2010年前後，新加坡一度追上香港，甚至實現了超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堅守製造業，香港卻陷入了產業空心化。新加坡雖然土地面積很小，卻在航空航天、半導體、化學和生物醫學科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製造業不強的國家，不足以言強。德國、日本，無一不以製造業立國。哪怕是坐擁金融霸權的美國，也提出了要振興製造業。從來沒有國家，可以依靠房地產實現經濟高速可持續增長，製造業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脊樑骨」！

說他們最給力、最可愛，因為中小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出力甚巨，說他們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毫不為過。要知道，中小企業可是佔了中國經濟大半壁的江山：它貢獻了國家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

❻ 一個城市的經濟靠什麼發展！！！！！！！！！！！

1政治地位.政治地位高經濟發展就會比政治地位低的地方好
省會、副省級城市、直轄市、單列城市比一般地級市發展好 例子不用舉吧?
2.區位優勢.中國現在是沿海富裕內地窮 可能部分沿海的朋友覺得是自己的本事大.其實不是. 例如:東莞 佛山 湖州 江陰等一披政治地位不高
的一般地級市經濟指數超過武漢 西安等很多副省級城市.
3.國家政策 國家政策對一個地方的支持對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致命的
列如.深圳30年前一個漁村 如今超過中國大部分10大城市...可見政策支持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大啊~
4.名人效應。這次李娜又得了澳網冠軍，肯定會為她的家鄉帶來很多貢獻，打名人故里這張牌是地方經濟慣用的手段。也會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利益。

❼ 城市是靠什麼維持下去的是稅收，工業，商業，服務業，旅遊業

城市是靠稅收（稅收是國家的血脈，一個城市也一樣），要稅收，來源於工業、商業、服務業和旅遊業，工業是稅收重頭，一個城市發展先行工業，工業發展了，商業、服務業、旅遊業就會自然跟上的，工作崗位和人口也會成比例增長。

❽ 請查一下子南寧這座城市沒有輕重工業用什麼來打到這座城市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1-06

❾ 一線城市以什麼產業作為經濟發展支撐可以舉個例子嗎

作為普通的中國人，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勢是要看清的，投資行為更是要緊跟時代趨勢。典型的例子，我就有認識的人在2015年初把深圳的房子賣掉了，沒想到房價大漲，現在追悔莫及，不過好歹收入高底子厚，現在還是重新買了房，不過損失就大了。到今天，由於國家政策的嚴厲管控，深圳的房市已經趨於穩定將近一年了，媒體說什麼房價連續多少個月下降，我看了下，下降不過區區幾十元，幾百元，這叫什麼下降，應該說是房價處於穩定。

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經常有人在論壇上問這樣的問題，我由於在深圳覺得生存壓力比較大，不想過的太辛苦，想把房子賣了，拿著三四百萬的現金回老家，在老家市中心本來就有120平米的大房子，三四百萬做個理財，一年也有個20萬的收入，日子可以過的很輕松，各位網友怎麼看？

今天我們就來簡單的聊聊未來幾年中國城市的發展走向。

就人口和經濟增長態勢來說，重慶是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國唯一可能打破四大一線城市壁壘的新勢力。當然，有的人會說了，重慶其實算是一個省，有3000萬人口啊，這樣比較對一線城市不太公平。但是我們考慮到，上海的人口同樣高達2400多萬人，是廣州的1.7倍，是深圳的2倍以上，北京的面積1.6萬平方公里，是深圳的8倍，不也照樣並列為一線城市么？

對中國而言，這將是天大的利好，為什麼呢？中國的四大一線城市都是分布在沿海三個大區，環渤海地區，江浙滬和珠三角。

重慶的強力崛起，再加上另外一個1500萬人口級別的大型城市成都，兩座城市2016年的經濟總量分別是全國第6位和全國第8位，川渝地區是中國沿海地區以外唯一擁有兩個全國GDP十強城市的地區，到2025年重慶將會突入到全國四強，和成都一起構成中國經濟的第四極，也是唯一不在沿海地區的一極，這將極大的保證中國經濟的戰略安全，這將是四川和重慶人民繼二戰和抗美援朝之後，給祖國做出的又一個重大貢獻。

❿ 中國城市化為什麼低於工業化水平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

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

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 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 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

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

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

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

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

「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

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

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

（一）體制改革對策

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

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

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

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

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

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

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辦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

（二）戰略調整對策

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

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

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

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

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

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

備註：

[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

[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

[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