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說明當時盛行什麼情況中
——建康時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葷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晚唐詩人杜牧在題為《江甫春》的詩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這一龐大的數字，並非出於詩人的誇張。據史書記載，梁武帝時建康的佛寺數甚至超過了500座。這正好與同期北魏首都洛陽的佛教盛況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時代我國南北兩地佛教的廣泛流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新的特點。
在東吳時期，建業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孫權為西域高僧康僧會所造，當時的佛寺以塔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養佛骨「舍利」的寶塔。由於此寺位於秦淮河畔的大市後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會在建初寺里翻譯了幾部佛經，這是江東地區譯經事業的開端。另外，在長干里還有一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個非常信佛的國王），塔基地宮內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於東吳中期被毀，西晉初年慚復為長干寺。
到了東晉時期，由於佛教徒迎合了當時統治階級中流行的玄學和清談之風，使佛教逐漸中國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們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應地增加了不少，現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譯佛經是傳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譯經事業進一步興盛起來。印度、南亞和西域諸國的文化藝術也隨之而大量傳人，在我國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從事佛經翻譯和中外文化交流事業的代表人物，以東晉和劉宋時期的我國高僧法顯、寶雲和從中印度來的佛馱跋陀羅等人的貢獻最大。法顯既是當時的大翻譯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以65歲的高齡，於公元399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諸國，超過帕米爾高原，周遊天竺（今印度）諸國，尋訪佛跡和佛經。歸途中經錫蘭島和蘇門答臘島，本來想回到廣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風吹至山東半島的牢山（今青島附近嶗山），他登陸後只好經廣陵（今揚州）和京口（今鎮江）等地，於公元4l3年才回到東晉的首都建康，這時候他已經79歲了。法顯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寫成了他的旅行記。全文雖然只有9500多字，卻是敘述當時中亞、印度和南海諸國的歷史、地理和風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稱為《法顯傳》，又名《佛國記》或《歷游天竺記傳》。這部書和後來唐代三藏法師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記》，可以說是六朝和隋唐時代我國最傑出的兩部國外旅行記。
位於建康南郊的道場寺（又名斗場寺，約在今雨花門外），是晉、宋之際的佛經翻譯中心。在法顯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長安結識的中印度高僧佛馱跋陀羅及其大弟子慧觀，已由東晉大將劉裕請到道場寺。接著，與法顯在北天竺會過面的高僧寶雲也來到道場寺。寶雲普經在國外鑽研並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這就為他的翻譯佛經工作準備了良好的條件。法顯在道場寺里大約住了5年左右，除了寫成《佛國記》外，還翻譯了佛經六部，共100多萬字。佛馱跋陀羅則和上百名中國僧人，從公元418年起在道場寺共同翻譯出大部頭的《華嚴經》。其中寶雲在道場寺從事譯經工作的時間最長，據說他能一邊看著梵文本的佛經，一邊立即口譯成流利的中文。經過他譯成和訂正的佛經有《無量壽經》等多種，質量都很高，人們評論說：「江左譯經，莫不推寶雲為第一。」
瓦官寺是當時保存藝術珍品最豐富的一座佛寺。如東晉著名的畫家顧愷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讀葵）、戴頤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內留下了他們的傑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崗上，創建於公元364年，原來是東晉政府官營的陶器作坊，稱為「瓦官」，所以就用來作為寺名。當瓦官寺才建成的時候，寺僧向社會上募集經費。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紛紛捐款求福，但都沒有超過10萬個銅錢的，唯獨年僅20歲的顧愷之卻寫上一筆百萬錢的捐款，因而被認為是說大話。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項，顧擋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備好一堵白牆，然後關起門來在裡面專心畫了100多天的壁畫，畫的主題是《維摩詰居土像》。據佛經說，維摩詰是一個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沒有正式出家當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傳他經常同文殊菩薩辯論問題。當這幅巨大壁畫基本完成，將要給維摩詰點眼珠之際，顧愷之通知寺僧請人來參觀並捐款。這時，一個光彩煥發、清瘦聰慧、凝神沉思著的維摩詰居士就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使整個寺院的氣氛為之大變，觀眾們紛紛踴躍捐錢，很快就超過了100萬個錢。這幅著名的壁畫據說到唐朝時還存在，大詩人杜甫曾經親自到金陵來看過這幅畫。後來，此畫曾一度移到鎮江的甘露寺，晚唐時又被移到長安的皇宮中，可見這畫的價值之大。
顧愷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後代稱為「顧樓街」。據說，他為了專心作畫，特地位在樓上，平時把樓梯抽掉，經日不下樓，人們稱他為「才絕」、「畫絕」和「痴絕」。東晉的丞相謝安稱贊他的畫是「自生人以來，未之有也」。但顧愷之自己卻認為，畫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畫好眼睛。他在畫人物扇面時，甚至不點眼睛。有人間他，答復道：「那可點眼，點睛便語。」又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他主張畫人物要掌握每個具體人物相貌中的特徵和他們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極少，現存的《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都是唐代前後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筆「如春蠶吐絲」，又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還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兩人的作品。戴逵曾經為瓦官寺鑄造過5尊銅佛像，當時人們把這幾尊精緻的佛像，連同顧愷之所作的「維摩詰像」壁畫，以及獅子國（今斯里蘭卡）送來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稱為瓦官寺的「三絕」。據記載，戴逵在進行雕塑時，常常虛心聽取觀眾的評論，來改進自己的作品。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達1丈6尺的無量壽佛的木像和兩尊菩薩，看來看去總不夠滿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帳中，聽取觀眾的評論，然後又以三年的時間重作新像，從而得到了人們的贊賞。戴顒繼承了他父親的雕塑技藝，也完成了不少優秀的作品。他還善於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劉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達1丈8尺的銅佛像給瓦官寺，人們看了都覺得面部太瘦。後來請戴頤來看，才發覺是由於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緣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居然成為瓦官寺中最雄偉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聞名於世，除了因為東晉時寺中有「三絕」以外，還由於南朝宋、齊、梁三代對它的大事擴充。如在梁代時增加了著名畫家張僧繇繪制的大幅壁畫，並新建了一座高達340尺的瓦官閣。張僧繇是一位善於畫人物，特別是畫佛像的名畫家。他在建康的許多佛寺里都創作過壁畫，見於記載的除瓦官寺外，還有烏衣巷附近的安樂寺。相傳他曾經給安樂寺畫了四條白龍，但都沒有點眼睛。後來，寺僧堅持要他點，結果其中兩條龍點睛後立即破壁飛去。這就是「畫龍點睛」這一成語的由來。張僧繇還善於學習國外的繪畫技巧，傳說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門兩側畫過許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紅色和青綠色等由濃變淡的色彩，來表現花葉的明暗透視，遠望起來好像有著凹凸的立體感。實際上，他是採用了當時流行於天竺的「暈染法」。所以，當時人們又稱一乘寺為「凹凸寺」。
瓦官閣建於粱武帝時，因距離當年的長江很近，所以在臨近中午的日照下，閣影可以映入江中，是當時眺望江中景色的一處名勝。唐代大詩人李白曾登臨此閣，並在他的作品《橫江詞》中提到此閣說「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惡、－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可惜在南唐滅亡時，這閣被吳越國的軍隊燒毀了。
在瓦官寺的東面，還有一處南朝名勝叫做「鳳凰台」，傳說在劉宋年間，曾經有三隻類似孔雀的異鳥飛到今花露崗上來，並且吸引了許多普通鳥類前來「百鳥朝鳳」。由於在封建時代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劉宋政權就在那裡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鳳凰台」。大詩人李白曾登臨此台，並且留下了《登金陵鳳凰台》的著名詩篇。全文是「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鴛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以上我們所介紹的建初寺、道場寺和瓦官寺等寺廟倘位於秦淮河畔。這個地區從東吳以來一直是繁華的工商業區和居民區，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場寺的前面是斗場市，瓦官寺也距離大市很近。這與後來開封的大相國寺和蘇州玄妙觀的情況差不多，都是寺廟前面有一個熱鬧的市場，此外，東晉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還紛紛把他們的住宅捐給和尚作寺院，稱為「舍宅為寺」。這一類的寺院為數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張僧繇畫龍的安樂寺，原是東晉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園。以凹凸花著稱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蕭綸的府第，後來陳朝的大官僚、文學家江總又把他的讀書堂施捨給此寺。大致東起青溪，西迄石頭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區域里，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數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為了利用佛教統治人民和為自身求佛，曾在宮城內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輝煌的寺廟，以便於他們朝夕參拜，同泰寺（今雞鳴寺前身）就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晉永康年間），雞籠山上就已經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蕭衍又創建同泰寺，並使寺的南門正對著宮城的北門，以便利他的出入。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餘座小殿和佛堂，還有7層的大佛閣和9層的寶塔，供牽著非常壯麗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銀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經四次假意「捨身」到同泰寺里去當和尚，再讓進臣用巨款為他贖身，利用這種手段幫助寺僧騙取到幾萬萬個銅錢，後來，同泰寺著了火災，梁武帝還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層寶塔，終因「侯景之亂」而沒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費的人力和財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為突出的。
在建康東郊的鍾山和東北郊的攝山（今棲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兩個集中地。分別在鍾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時佛教最盛，數量應該還有增加。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愛敬寺、法雲寺和頭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獨龍阜的開善寺和定林寺，還有北說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開善寺創建於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公元5l5年），是為了紀念當時的高僧寶志而設立的。據說，當寶志死後，梁武帝曾出了20萬個銅錢買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獨龍阜來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層寶塔，塔頂嵌有國外進口的無價琉璃寶珠，所以又名「玩珠塔」。當時的大畫家張僧繇曾為寶志畫過肖像。後來，唐代的名畫家吳道子重新畫像，並由大詩人李白作贊詩，書法象顏真卿寫字，刻在同一塊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絕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書畫家趙孟頫（讀甫）寫的《志公十二時歌》。明朝初年，因為建造明孝陵，便將寶志墓塔、三絕碑與佛寺一同遷到今靈谷寺所在地。現存靈谷公園內的「三絕碑」，已經是清朝乾隍以後的仿刻品。
攝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見於記載的只有棲霞寺、慶雲寺和止觀寺等幾座，但卻以人工開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聞名。千佛岩位於今棲窟寺後的千佛嶺上，最早的一個大石窟名叫「無量殿」或「三聖殿」。該殿的主佛為高達3丈2尺5寸的無量壽佛坐像，兩側為各高3丈的觀音和勢至兩菩薩，會稱為「西方三聖」開鑿於南齊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創建棲霞寺後不久。其餘的近300個佛龕和500多尊佛像，絕大多數是齊、梁兩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資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齊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個愛錢如命的梁臨川王蕭宏，因為他自己捨不得花錢，就動用梁朝國庫的公款大規模地修造和裝飾石窟。這些佛龕內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葉」和少年的「阿難」），有的佛座下蹲有雙獅（稱為「獅子聽道」），窟門兩側還常有天王力士像。它們的雕刻作風都較圓潤細巧，秀麗典雅，與北朝雲崗、龍門等石窟的藝術風格似有所差別。可惜千佛岩的石質為紅色沙岩，易於風化。又經明代太監們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無知寺僧們的用水泥修補裝新，現在已經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當時人民的一項極為沉重的負擔。它不僅佔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勝之地，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建寺造塔和雕鑄佛像，還要養活十幾萬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擁有龐大的庄園，並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他們既是神權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這樣，人民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也就更為沉重了。因此，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土紛紛起來反對。劉宋時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橋（古代叫青溪中橋）之北建有宏麗的「湘宮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劉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後，就「舍宅為寺，造了兩座五層寶塔，並在銅佛像上使用了金箔製成的背光，極其奢麗。在宋明帝叫群臣參觀他的所謂「功德」時，有一個名叫虞願的官員就直言不諱他說：「這是老百姓賣妻賣兒錢所建成的，這種罪惡比寶塔還要深重，有什麼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時，一場中國哲學史上非常有名的「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大辯論，在雞籠山旁的南齊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里展開了。其中無神論者的代表人物是傑出的思想家范縝，有神論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蕭子良、蕭衍和沈約等，還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參加辯論。范縝一面進行口頭辯論，－面積極起草《神滅論》的文章，證明物質是具體存在的，而精神則是附生的。這對於當時廣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打擊。所以《神滅論》在公元507年公開發表後，范縝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圍攻。但是，他毫不畏懼，聲明決不「賣論求官」，繼續據理駁斥怫教徙的騙人鬼話。據說他經常「日服千人」，許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駁得啞口無言，最後，他們只好把梁武帝請出來，利用政治壓力把范縝流放到了廣州。但是，斗爭並沒有到此結束，范縝被流放以後，又有郭祖深等繼續進行反佛斗爭，一直到「侯景之亂」建康被毀時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