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時工業包括哪些行業

① 中國近代史中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工業文明是什麼時候

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工業文明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即清朝咸豐年間（1850-1861）後期和同治年間（1862-1874）早期。當時，由於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國家逐漸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清政府開始積極推動「洋務運動」，即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制度，促進國內現代化改革和工業化進程。在此期間，一些著名的洋務派人物如李鴻章、左宗棠如橡等開始擔任重要職務，主持了一系列工藝、工程和軍事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項目。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昌的江南製造局，該局由英國工程師館陶渣叢旁·伊頓創建，專門負責機器製造和船舶修建。此外，清政府還向外派遣留學生，赴日本、美國、歐洲等國家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和制度，以便引進更多的先進經驗和知識。

總之，清朝晚期是中國開始引進西方工業文明的時期鄭大，雖然這一過程曲折復雜，但卻為中國後來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② 近代史社會調查報告

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更加完整與客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走向——21世紀中國近代史

縱觀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進步，與此前相比已屬相當迅速。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進展，在整個歷史學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雖然如此，近代史學界不少學者仍多有不滿足之處，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後發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於如何促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學者們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見解．以下是筆者的幾點淺見。

1．．在諸多研究領域熱烈爭論的「繁榮」局面難以再現，建構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應該成為基本總體目標。

在剛剛過去數年的世紀交替之際，史學界不少學者曾經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領域，總結反思上個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成績與不足，探尋和展望新世紀歷史學的發展新趨向。提出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學術見解。《歷史研究》作為中國最有影響的專業史學雜志，曾發表過多篇對各種專題百餘年研究的發展進行回顧與展望的評述文章．與此同時，另外一些歷史學專業學術刊物也有意識地組織和發表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發一組相關論文，以期引起海內外史學界關注。以此為主題的規模大小不一的學術研討會，同樣召開過多次。應該說這一工作是頗有意義的，但其對中國歷史學在新世紀發展的作用與影響尚需較長時間才能加以判斷。

在此前後，還常常聽到一些史學刊物的編輯們感嘆於8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界在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許多領域近乎於轟轟烈烈的討論，無論是在學術刊物上登載的論文，還是在相關學術研討會的討論中，一些完全對立的觀點甚至有過相當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學術爭論，呈現出十分熱烈的史學繁榮場面。當時，大多數史學雜志的來稿數量都比較可觀，當時的編輯們也不愁稿源不足。而進入90年代以後，史學研究則似乎顯得相對沉寂，甚至到處出現「史學危機」的感慨。不少史學雜志的編輯感到稿源不足，特別是比較滿意的高質量論文較少，顯得十分沉悶，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夠尋找到新的爭論點，相互進行討論和爭鳴，使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再次出現新的「繁榮」景象①。

新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礎上應該如何發展?實際上也是近代史學界普遍關注的話題。許多學者在理論、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頗具參考價值。拙意以為，要想再現80年代那種在中國近代史許多領域出現熱烈爭論的景觀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那種情況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後的特殊年代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而類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後不可能再出現了②。此外，筆者還認為，無論提出何種理論與方法，也無論在其他各個方面做出何種具體努力，走向更加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應該是2l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的一個長期的基本總體目標，甚至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趨勢。
————————————
① 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中國近代史學科在內的史學界，在學術評論和批評方面應該說較諸80年代有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從學風方面對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評已是相當尖銳。這一方面表明學者之間不再只是對相互的成果進行頌揚，也敢於進行較為激烈的批評，史學界的學術評價機制有了較大的改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學界出現了不正常的學風，粗製濫造甚至抄襲剽竊的所謂研究成果不斷問世。另外，有些批評與反批評後來演變成了相互之間的人身攻擊，而不是正常的學術討論，這也無益於史學研究的發展。
② 這里並不是說中國近代史學界今後不可能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出現學術討論和爭鳴，而是說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樣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領域有眾多學者參與的爭論。事實上，在學術研究中出現爭鳴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也是史學研究得以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

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辛努力，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到現在可謂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有個別學者對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之後的近20年)持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未免過於偏激。然而也應該承認，迄至目前我們還很難說已經建構了一個完整和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甚至可以說離這一目標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何謂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對此問題要予以全面的詳細回答需要從多方面進行闡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義，可作以下概括：所謂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無非是通過對近代中國方方面面的問題，包括許多過去認為無關大局的小問題(實際上也未免就是小問題)都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棄對某些問題的探討；而所謂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則是研究者要重視採取客觀公正的態度，盡量避免各種主觀意識或是其他因素的影響，對各種歷史人物、事件和社會現象給予客觀的論述，從而展示出一個真正完整和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從另一角度而言，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也可謂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關注宏觀的、綜合的、長時段的考察，也重視微觀的、具體的、實證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維度的客觀真實。①

過去，由於受各個方面種種原因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關注更多的是所謂正面主流人物與事件，很多領域的問題或者是不在研究視野之內，或者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由此留下了不少歷史空白，這當然稱不上是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即使是對那些普遍受到重視而研究較多的問題，也因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研究者並不是以客觀的研究態度得出合乎歷史原貌的客觀結論。近10餘年來，隨著社會史、心態史等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復甦與興起，以及多種研究理論與方法的運用，這種狀況與過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可以說，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點和不甚客觀的評價及結論至今仍然較為明顯，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繼續進行艱苦的努力。

2．努力發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與客觀的前提條件。

歷史學不同於其他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特點，決定了史料對於歷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沒有充足的史料，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雖然已是老調重彈，但在今日仍然有置於史學研究的首位加以強調的必要．因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細致，在現今依然是導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於當今職稱評定、學術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評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長了學風浮躁的短期行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盡快出成果，不願意花費較長時間去挖掘史料。特別令人擔憂的是，老一輩史學研究者那種「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優良嚴謹學風，在新時期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揚光大，甚至相反還被某些人譏諷為一種迂腐的行為。如果這種現象持續蔓延和發展，對於近代史研究來說無疑將產生十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對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長相當不利。這也正是筆者仍然呼籲重視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從正面的經驗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與客觀的前提條件。

首先，中國近代史許多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與研究空白點的填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於新史料的挖掘，特別是系統的檔案文獻的發掘，常常能夠推動相關新領域研究的興盛，從而逐漸彌補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會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團，自清末產生後即在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但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團體，多年來卻一直沒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視，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都幾乎沒有什麼研究成果問世，這稱得上是近代史研究發展不完整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具體反映。事實上，天津、蘇州等地的檔案館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會從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檔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條件對商會開展深入研究。但是，由於很少有研究者去檔案館發掘和利用這些檔案，商會研究也就一直成為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空白點。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開沅等著名學者四處大力呼籲整理出版商會檔案，加強對商會的研究，並組織研究人員參與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學者開始重視商會檔案的發掘。幾年後，隨著天津、蘇州商會檔案的陸續出版，一批論文和專著相繼問世，商會研究很快即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內外近代史學界關注的一個新領域，也使我們能夠切實了解近代中國工商業者組織形態的發展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不僅如此，商會檔案的發掘還帶動了除商會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團的研究，包括商團(商人的新型准軍事組織)、商辦地方自治社團、商辦教育社團、商辦消防社團等，甚至還包括清末的農會也都開始有研究論文發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內學者研究近代中國紳商的成果，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商會檔案的發掘。通過商會研究的不斷深入，一部分學者又藉此進一步考察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各自發展變化與新型互動關系，探討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新課題，也取得了值得重視的成果。僅僅這一事例就足以告訴我們，新史料的發掘對於改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麼重要的影響。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觀的重要條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盡客觀的結論，除了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應該說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學界研究已久、成果頗多的一些重要問題，同樣存在著類似需要改進的情況。例如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從老一輩學者開始即進行了探討，後來又有不少學者曾專心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說不豐盛。但這並不意味著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已達到了完全客觀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關史料的挖掘上花較長時間下一番苦功夫，仍可發現已往研究中與史實不相符的一些結淪，並加以糾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專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的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曾引起海內外許多近代史學者的普遍重視與好評。該著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實研究過程中，沉下心來在史料方面盡可能進行了新的發掘，從而能夠利用這些新史料對有關鴉片戰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傳統結論予以糾正，使近代史學界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在原有基礎上走向更加客觀。林啟彥與朱益宜二入主編的2003年出版的《鴉片戰爭的再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書，也是通過發掘新史料，對鴉片戰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再探討。該書實際是多名學者撰寫的一部論文匯集，其中由王爾敏撰寫的第一章《鴉片戰爭前廣州口岸對外洋的商貿形制》，進一步論證了清代自乾隆以後的對外通商並非「一口貿易」，而是許多港口對外開放，所謂「閉關自守」的結論是對史料的誤解。林啟彥、林錦源合寫的第五章《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也是利用當時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記，並對中外相關檔案文獻進行細致的考訂，說明過往有關林維喜事件的指述，頗多誤導和失實的情況。

————————————————
① 有學者曾提出「走向『總體史』的新史學」這一見解，認為「無論中西，現代史學潮流都是以『總體史』為指歸，『總體史』範式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能預見到新史學的根本範式。」見馬敏《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的範式轉換》，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其所論之「總體史」雖然是側重從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領域而言，但在某種意義上與本文所強調的「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走向有許多相通之處。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另一個較早就受到普遍重視，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課題。但是，近代史學界對戊戌變法的研究同樣存在相似的情況。一般人往往認為戊戌變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課題，難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取得新的進展。其實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獲得某些突破，包括糾正過去一些不客觀的結論。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關鴉片戰爭的專著之後，又耗費多年時間潛心研讀和考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有關戊戌變法的大量檔案文獻，在坐了數年的冷板凳之後，就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等問題，撰寫了長達14萬字的長篇論文，已接連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其中的兩個部分。該文糾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實之論，也對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補證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學界好評。

這些事例都說明，要使中國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於完整和客觀，必須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艱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這樣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卻並不是很普遍。現在，絕大多數高等學校都是實施以考核教師每年教學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為發放津貼的制度，包括國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項目一般也規定承擔者三年之內必須結項，並且還要有所謂階段性研究成果應付中期檢查。這種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使得史學研究者不可能在幾年內精心致力於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勵研究者出學術精品，而是在客觀結果上助長了短期研究行為和學風的浮躁。

3．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改進研究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促使中國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與客觀的必要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過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為主線的單一研究模式，不僅中國近代社會史、中國近代城市史和中國早期現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興盛，而且在中國近代經濟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開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也填補了許多研究空白，這是近20餘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較大進展的具體表現。①

但是，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拓寬視野，將現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於廣闊而豐富的近代中國社會進行觀察對照，又會發現即使是這些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也遠未達到涉及近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程度，仍有許多重要問題沒有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而繼續成為空白。例如近代社會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眾多學者的重視，也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時又還有不少問題尚未論及。仍以作者較為熟悉的近代社團為例，自清末民初之後，隨著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變遷。除了商會之外還先後誕生了其他為數眾多的新型社會團體，包括經濟、文化、教育、學術、慈善、公益、風俗、自治、法律及諸多行業的同業公會等各類民間社團。這些社團在各自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理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考察對象。然而迄今為止史學界的研究卻主要只是側重於商會，對清末學生及知識界社團的研究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及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一書出版，台灣學者呂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從學生運動的角度論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學生團體；對近代政治社團的研究現也只有台灣學者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書問世，對近代眾多同業公會的研究則剛剛開始起步，而對其他眾多各類社團的研究卻仍然付諸闕如，這顯然是研究視野不夠寬廣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團研究的情況舉例說明，中國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須有賴於研究視野的進一步拓寬。實際上，類似的情況絕不僅僅在近代社團研究領域中存在，其他許多研究領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現象。

這里還想稍費筆墨，附帶談談涉及中國近代史研究後備隊伍亦即研究生的培養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也直接關繫到今後中國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與客觀的發展，應該引起近代史學界的重視。近年來，中國高校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博士點和碩士點增加不少。平心而論，有些博士點的師資力量及研究條件並不令人滿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連年擴招，博士生和碩士生越來越多。一些近代史學者常常私下議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起點甚高的情況下，現在研究生數量劇增，已呈批量生產之勢，如何確定學位論文選題並保證其學術水準，不僅對研究生而且對指導教師也是一個難題，由此導致學位論文的水平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對近代史年青研究隊伍的成長頗為不利，也直接影響到今後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如果再不拓寬視野，今後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將更加困難，然而一旦將研究視野放寬，就會發現新的研究課題比比皆是．實際上，目前的狀況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導教師為確定學位論文的選題而犯難，另一方面則是許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補，並非是近代史研究已發展到無題可選的程度，而是我們的研究視野仍較為狹窄。

——————————————
① 詳請參閱拙文《在開拓創新中發展——近20年來中國近代史新領域、新課題研究述評》，載《史學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擴大研究視野方面，國內近代史學界值得參考借鑒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研究視野與方法。不少中國學者沒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課題，往往是國外學者率先開展研究，並先期取得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會研究，即是日本學者先於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最早發表了幾篇論述清末商會的專題論文①。美國的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也有比較寬闊的視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內外普遍受到關注，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和深入也不無啟迪意義。例如羅威廉對晚清漢口商業發展、商人組織演變以及公共領域的考察，黃宗智對近代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探討以及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些規范性認識的質疑，都曾引起國內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視和討論。近年來，彭慕蘭對明清以降中國江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發展模式的研究，以及與黃宗智就有關問題進行的學術爭論，也相當引入矚目和發人深思。雖然中國學者應該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徑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學者的後面走，但同時也要善於借鑒外國學者有益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不斷擴大我們的研究視野。

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各方面史料進行客觀詳實的分析考訂之後得出中肯的結論，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觀與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過去由於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對近代史上的所謂正面人物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往往是溢美拔高，對反面人物及其從事的活動則常常是苛責貶低，這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例如對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從事的「新政」改革，當年的革命黨人出於動員廣大愛國志士起來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盡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動與腐朽，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當年的革命黨人對清政府及其從事的「新政」予以客觀的評價。但是，作為現今的歷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時，卻不能簡單沿用「洋人的朝廷」這種當年革命黨人的結論，未做細致的實證研究和專題考察，即將「新政」斥為假改革，視之為清朝統治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之舉，全盤予以否定。眾所周知，研究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不能不同時涉及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大政黨。而在過去的中共黨史和國民黨史的研究中，應該說無論是大陸學者還是台灣學者，由於受意識形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客觀的現象。大陸學者的研究是以共產黨為主線，即使是考察共產黨十分弱小而依靠國民黨發展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也都是強調共產黨的作用，對國民黨的影響與作用較少論及，而以批評居多；與此完全相反，台灣學者的研究則是以國民黨為主軸，充分肯定國民黨的歷史作用，對共產黨的積極作用極少提及，在論述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糾紛時，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國民黨一邊批評和指責共產黨。顯而易見，黨派意識長期有意無意地貫穿於海峽兩岸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自然會因此受到束縛。記得數年前一位中國大陸學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有關國共兩黨關系的演講後回答提問時，曾說明其研究考察相關問題所持的研究態度，是力圖超越黨派歧見，純以學者的眼光盡量做出客觀的分析與評論．毋庸諱言，能夠公開表示要超越黨派意識的束縛，對近代國共兩黨的歷史以及兩黨之間的關系進行客觀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勢下應該說還是需要相當勇氣的，而在研究過程和成果中真正體現這種意境者更屬少見。需要強調的是，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盡量使學者能夠不受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證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觀公正的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開放之後，上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觀和不全面的情況已有明顯改變，不少學者對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漸趨於理性和客觀，取得了許多與以往傳統結論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來大陸學者對近代國民黨的歷史以及國共兩黨關系史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細致，並陸續有學術水準頗高且比較客觀公正的成果發表，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朝著完整與客觀方向發展的一種可喜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改變過去某些不客觀的偏頗現象時，卻同時又出現了另一種非客觀的趨向。其主要表現即是一反過去對正面人物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溢美拔高以及對反面人物及其從事的活動苛責貶低，轉變成為著重批評和否定正面歷史人物，對過去認定的反面歷史人物則多予以頌揚，對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匡動乃至辛亥革命的積極作用也都予以否定。這里並不是說對正面人物和革命運動不能批評，對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論據充分，言之在理，應該說也是為扭轉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觀和不科學的狀況而作出的貢獻②。然而，這樣的研究成果雖說也有一些，但相比較而言卻並不多見。有許多所謂新成果得出的新結論，實際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實考證等方面並沒有提出真正能夠令人信服的論據，有些甚至脫離近代中國的客觀社會情境，只是根據作者自己的主觀判斷，想當然地推論出某種新結論，這就難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標新立異之嫌。類似的現象目前雖然並沒有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卻值得引起警覺。如果不加註意，則有可能使中國近代史研究從過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觀的狀況又演變成為一種新的不客觀趨向。因為盡管國人在歷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傳統，後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應該一分為二，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引發嚴重後果的事例卻又屢見不鮮。不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努力克服這種片面和偏頗的趨向，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很難順利地向完整和客觀的方向發展。

—————————————————
① 曾田三郎：《商會的成立》，(日)《歷史學研究》》422號，1975年；倉橋正直：《營口的公議會》，《歷史學研究》481號；《清末商會與中國資產階級》，(日)《歷史學研究》別冊號，1976年。
② 其實將近代中國紛繁復雜、新舊雜陳這種轉型過渡時期的歷史人物以所謂「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維新」和「守舊」來進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種簡單而不科學的研究方法。因為「正」和「反」、「新」與「舊」都是相對的，而且並非十分清晰的截然兩分，常常在一個人身上是正與反和新與舊均兼而有之。這里為行文之便仍暫且沿用之。

最後應該指出，建構全面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並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內即可達到的目標，而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長期的目標。歷史學研究者的理想境界當然是要爭取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同時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則，首先是盡最大的努力將豐富多彩的歷史完整而真實地展現出來，而不是僅僅向人們描述一個片面的不客觀的歷史。筆者雖然忝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論著問世，甚至其中有的還受到海內外同行的關注，但自感理論分析的素養與綜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如何發展之類的宏觀問題發表看法。所以，在世紀之交史學界同仁紛紛就新世紀中國歷史學走向發表高見時，筆者主要只是從中學習，基本上沒有寫過類似的文字。現在之所以寫這篇短文，一是由於雜志編輯約稿，二是在閱讀相關的文章後覺得還有點自己的話可講。當然，這些話絕不是什麼對相關問題的總結與結論，而純屬個人並不成熟的一孔之見，有些恐怕還是老調，但也有重彈之必要，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寫出來供同行專家學者參考和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