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糧油機械的原理，分類以及前景怎麼樣
為了回顧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發展歷史，最近我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並從
謝健、張元培等權威人士那裡了解了一些我國糧食加工機械的發展歷史。通過這些
活動，使我得出這樣一種認識：我國糧油加工業的發展給糧油機械工業提供了廣闊
的發展空間，而糧油機械工業的進步又促進了糧油加工業的大發展，可以毫不誇張
的說，它們是一對孿生兄弟，誰也離不開誰。回顧歷史還使我們認識到這樣一個事
實：我國的糧油機械工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進口到出口的
過程，才造就了今天這樣一個繁榮、先進的局面。
一、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興起
糧油機械工業是糧油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糧油機械工業包括米、面、油、飼
料加工設備的製造；糧油倉儲、運輸設備的製造；糧油食品深加工以及包裝、計量
、銷售設備；糧油檢測化驗儀器設備。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的糧油工業大多以簡單而原始的作坊為主。除上海、天
津、北京、廣州、武漢、沈陽等幾個大城市外，絕大多數地區都是用土磨、土碾和
土榨加工糧油，設備陳舊，工藝落後，操作笨重，生產環境差，經濟技術指標低下
的狀況可想而知。有一定規模，像樣的加工企業屈指可數，而且這些企業的生產設
備大多是從國外進口，更為嚴重的是，全國沒有一家專門生產糧油機械設備的製造
廠，這與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和農業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隨著我們國民經濟的恢復
，尤其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的糧油加工產量增加迅猛，而為數眾多的糧
油加工企業設備陳舊，年久失修，無力承擔這樣的任務，急需進行更新改造。為了
盡快改變這種狀況，當時的糧食部決定建立糧油機械廠，實行專業生產，並隨即於
1958夏天在青島市首次召開了糧油機械工作會議，制定了糧食部門發展糧油機械規
劃，這次會議拉開了全國興建糧油機械工業的序幕。當年十月，即在北京東郊麵粉
廠機修車間的基礎上，建立了北京糧食機械廠；次年三月經國務院批准，又將無錫
市重工業部門所屬的機械製造廠和化工部門所屬的橡膠滾筒廠移交給糧食部，合並
成立了部屬的無錫糧食機械廠，同時批准上海市糧油機械製造廠劃歸糧食部直屬管
理；1964年又在鄭州鋼板油庫建設工程隊的基礎上，擴建為糧食部鄭州糧食機械廠
。至此，初步形成了糧食部門自己的糧油機械製造的骨幹力量。
1965年，在全國各行各業開展備戰備荒的背景下，有計劃地對沿海大城市骨幹
企業實施內遷計劃。糧食部門先後將北京糧機廠與生產榨油機械產品的天津市同義
和機械廠合並遷往山西省長治市，將上海糧機廠遷往湖北省安陸縣，將無錫糧機廠
的礱谷膠輥車間遷往湖南省常德市；與此同時將地處西部地區的四川綿陽糧機廠和
甘肅永登糧機廠收歸糧食部擴建為直屬企業。最終形成了無錫、安陸、長治、常德
、鄭州、綿陽、永登等七個糧食部直屬糧機廠。使米、面、油加工和倉儲運輸機械
設備達到了的配套成龍，批量生產的水平。
在糧食部建立直屬糧機製造企業的影響下，為適應各地糧油工業的發展，各省
、市、自治區相繼興建了一批由省市、自治區糧食廳（局）、直接管理的糧油機械
製造廠；一些條件較好、糧油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縣級糧食部門也建設了一批糧
油機械廠；不少大中型糧油加工廠內設置機修車間，實行修造結合，致使我國在二
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就擁有了相當規模的糧油機械製造能力。
為支持和促進糧油機械工業的健康、協調發展，原糧食部糧油工業局通過計劃
安排，進行宏觀指導。將糧油機械的產品分為部管、省管和廠管三類，以國內糧食
部門為主要銷售對象，按照需要逐級平衡。其中七個直屬糧食機械的生產計劃納入
全國計劃，承擔著製造技術要求相對較高，不適於分散生產的產品，根據當年的基
本建設計劃和設備更新的需要，實行全國統一分配；省管產品，除了為本省糧油工
業發展生產提供產品外，部分產品也要納入全國分配；一些地、縣糧油機械廠製造
的產品和廠管糧油機械產品，大多屬於生產工藝中的附屬、簡易、少量的產品。主
要根據當地和本省需要生產，一般不作全國統一分配。但不論哪種產品的年度生產
計劃，都要納入全國計劃，按照「以需定產、擇優安排、定點生產、聯合成套」的
原則進行綜合平衡，並組織原材料物資供應。與此同時，在安排年度生產計劃時，
每年都要組織糧機產品的產需雙方簽訂供銷合同，以防止盲目生產，保證各地糧油
工業的發展需要。
經過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國的糧油機械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據統計資料
表明，到1985年，全國獨立核算的糧油機械製造廠達233家，糧油機械工業總產值
3.8139億元；固定資產總值3.4323億元；糧油機械產品產量合計為9.8萬噸，礱谷膠
輥27.59萬只。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興起，為新建、擴建和改造糧油工業企業提供了
裝備，初步滿足了糧油工業發展的需要；與此同時，土磨、土碾和土榨式糧油加工
作坊被徹底淘汰，也結束了依賴進口的局面，實現了糧油加工工業的機械化和生產
工藝的連續化。在全國范圍內，糧油工業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若干年來給
人們印象中的糧食加工工人所謂「繩捆孛綁」「進去十八，出來八十」的尷尬局面
，以及在雲貴高原流傳的「冷吊酒，熱榨油，女兒莫進打油樓」的諺語，都成了歷
史的笑談。全國成品糧油的加工從數量上到質量上都滿足了當時的市場供應，保證
了軍需民食，支持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到1985年，全國成品糧食產量達到5000多萬
噸，其中大米2265多萬噸、麵粉2525多萬噸、雜糧225多萬噸以及植物油250多萬噸
。糧油工業總產值達243多億元，在中國食品工業中居首位。
糧油機械工業的發展，也創造了糧油工業出口援外的輝煌。以小型礱谷機，碾
米機和200型榨油機為代表的產品，每年出口達數千台之多，合計創匯2600多萬美元
。其中「東方紅」牌糧機和「雙獅」牌礱谷膠輥成為東南亞市場上的暢銷產品。承
擔我國政府對第三世界經濟援助的糧油加工廠項目達30多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
政治、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援助緬甸和阿爾及利亞的碾米廠
、援助尚比亞的玉米面廠、援助幾內亞的花生油廠、援助羅馬尼亞的葵花油廠以及
援助馬里的碾米附屬稻殼發電廠項目等等，這一系列的成績，都體現了糧油機械工
業幾代員工辛勤勞動的成果，為國家爭得了榮譽。
二、我國現代糧油工業的發展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我國的糧油機械工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的發展過程，為我國糧油及食品加工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
地看到，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我國的糧油機械產品在製造質量、單機性能、成套
水平、大型和關鍵設備的研製以及機電一體化程度等方面還相對滯後，糧油工業各
項經濟技術指標與國外先進設備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只能滿足當時在計劃供
應條件下成品糧油加工的需要。為適應我國糧油深加工、企業逐步向大型化方向發
展，糧油工業實現現代化，趕上國際先進水平的需要，必須進一步加快糧油機械工
業的發展步伐，實現糧油機械工業的現代化。為此，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
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實施了糧油設備的選型、定型、標准化；「七五」攻關和引進技
術消化吸收戰略；與此同時國外知名企業在中國合資、獨資建設糧油機械廠的出現
，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發展。
（一）糧油設備的選型、定型、標准化工作，推動了我國現代化糧油機械工業
的發展。
從1976年末開始，國家工作的重心逐漸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方向轉移。在糧油
工業行業，針對我國糧油機械設備型號雜亂、規格繁多、通用性差、成套性差、經
濟技術指標落後等狀況，由當時的主管部門商業部按照國家提出的對現有機械設備
要進行標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以及對選定的設備進行重新設計，淘汰落後設備的
總體要求，決定對碾米、制粉和制油設備進行選型、定型、標准化工作。此項工作
，在原商業部的統一規劃下，由科技司、糧油工業局和商科院三個單位組成米、面
、油設備的選型、定型、標准化工作領導小組，由科技司牽頭對上聯系，立項申請
經費；糧油工業局負責選定型和標准化的方案審定、組織設計、試制、試驗和鑒定
，協調工作進度等工作；商科院擬訂有關標准化的技術方案、參與設計、試驗等工
作。領導小組成立後，分別於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上半年召開了選型、定型、標
准化工作會議，確定了碾米、制粉和制油設備的選定型方案，明確了工作分工，落
實了設計、製造和生產試驗計劃。確定了近百種300多台設備作為標准化、系列化、
通用化的工作內容，其中油脂加工選定了清理、剝殼、分離、破碎、軋胚、蒸炒、
壓榨和浸出成套設備、精煉成套設備等共56種175台。為全面考核單機的技術性能和
配套後的整體性能，選定型方案決定將新設備組成兩條生產線，即日處理80噸的菜
籽、棉籽預榨浸出生產線；和日處理50噸的精煉油生產線。分別安裝在湖北武穴油
廠和上海油脂二廠進行實際生產條件下的全面考核。整個選定型和標准化工作，從
1979年2月西安選定型工作會議開始至1987年7月在上海對油脂二廠精煉油生產線通
過技術鑒定為止，標志著碾米、制粉和制油設備的選定型、標准化工作的全部結束
，前後經歷了八個春秋，包括從一系列的規劃開始，到制訂方案、設計、審定、試
制、安裝調試和驗收鑒定等，在我國糧油機械製造業發展史上，堪稱是一項龐大的
里程碑式的系統工程。參加這項工作的有各地糧油工業主管部門的領導、糧油科研
院所、大專院校、有關糧油機械製造企業和糧油加工企業中的工程、設計人員成千
上萬。這項工作的勝利完成，為我國糧油工業和糧油機械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為我
國糧油加工設備批量出口和成套對外援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後續開展的糧
油加工設備「七五」科技攻關和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人才，鍛煉
的隊伍。
（二）「七五」攻關和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縮短了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我國到二十世紀末實現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指引
下，我國經濟建設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其中與建設小康
社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關的食品工業也同步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對於食
品工業的基礎工業——糧油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糧油加工產品一貫以「老三樣」
為主的的局面受到嚴峻的挑戰。精米、精面、精油的需求呈直線上升的趨勢。面臨
我國糧油機械工業製造的設備大多不能滿足精深加工的需要，而且各項經濟技術指
標與國外相比差距較大的實際情況，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原商業部糧油
工業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糧食局的共同協作規劃下，有計劃的引進了一批具有國
際先進水平的米、面、油加工成套設備。粗略統計，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國共引進
各類糧油加工成套設備330多套，其中大米加工設備40多套，麵粉加工及谷朊粉生產
設備200多套，油脂浸出、精煉、低溫豆粕生產設備、人造奶油、起酥油生產設備和
可可脂生產設備等91套。
為了替代進口和節約外匯，自1987年起，在原商業部科技司和糧油工業局的統
一規劃下，將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國產化工作列入國家「七五」重點攻關項目。在
實施中與糧油設備選定型和標准化工作一樣，組織動員了全國糧油科研院所、大專
院校、糧油機械製造企業和引進設備的糧油加工企業的力量，按照引進技術國產化
的方案，將引進技術中的先進工藝和關鍵設備納入「攻關項目」。通過「七五」攻
關和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實現了部分引進技術設備的國產化。以油脂加工為例，通
過「七五」攻關和消化吸收，完成了自清式離心機、脫皂離心機、脫水離心機、阿
瑪過濾機、真空脫色塔、脫臭塔、液壓軋胚機和環型浸出器等新一代油脂專業設備
的設計和試制任務，並建成了一條日處理50噸的油脂連續精煉生產線，安裝在合肥
油廠，經近五年的試運轉，各項指標接近和達到引進設備的水平。隨著「七五」攻
關項目和引進技術設備消化吸收國產化的實現，使我國的糧油工業和糧油機械製造
水平又上了一個台階，進一步縮短了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
通過上述一系列的工作，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發展。據原內貿部工
業司統計，到1996年，全國獨立核算的糧油機械廠有271家，糧油機械產品產量達
26.7萬噸，其中榨油機械為1.85萬噸、磨粉機械為2.85萬噸、碾米機械為1.87萬噸
、食品機械為0.4萬噸、通用機械為1.81萬噸、飼料機械為0.82萬噸、售糧油機械為
0.29萬噸以及襲谷膠輥36萬只，糧油機械工業的產值達20.32億元（當年價格）。與
八十年代中期相比，不但產量、產值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尤其在產品品種和質量上
，發生了一個質的飛躍。這一事實驗證了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快速發展歷史。
（三）引進和利用外資，提升了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的現代化水平。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糧油工業引進和利用外資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自1993年起，我們鼓勵有聲望的國際糧油設備製造商到中國合資或獨資興辦糧油
機械製造企業。從此，先後有瑞士、日本和美國等知名糧油設備製造商興辦了無錫
布勒機械製造有限公司、佐竹機械（蘇州）有限公司和武漢皇冠友誼油脂工程有限
公司。這些合資、獨資企業的出現，不僅給我們帶來了國際最高、最新的製造技術
，同時又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不僅給我國的糧油機械製造行業引入了競爭對手
，帶來了壓力，同時又使我們的企業把壓力變成求生存謀發展的動力。在這段不尋
常的發展過程中，又趕上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為了解決和克服國有
企業歷史遺留的包袱和管理機制上存在的弊端，各地糧食部門對原來的國有糧油工
業包括糧油機械工業進行了管理體制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至今絕大多數企業完成
了重組、改制。經過這一脫胎換骨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經營者的積極性，煥發了
糧油機械工業的生機和活力，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糧油機械製造工業的快速發展，涌
現出一批新型優秀的糧油機械製造企業。例如江蘇牧羊集團、正昌集團和巨能機械
有限公司；湖北永祥糧機公司和安陸天星制油設備工程公司；河南開封二糧機；湖
南郴州糧機廠和湘糧機械廠；浙江耀江糧機廠和齊鯉糧機有限公司；河北南皮機械
有限公司和張家口糧機廠；天津核工業理化工程研究院以及山東黃淮糧油機械集團
有限公司、大連寶峰機械製造有限公司和陝西袞雪制粉機械公司等等。可以這樣說
，這十多年是我國糧油機械工業又一次最好最快的發展時期，我國糧油機械工業產
品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許多產品已經接近和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從而為我國糧油
機械在新的起點上，實施新一輪的「走出去」戰略，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三、我國糧油機械要走出國門
我國糧油機械工業從1958興建開始，已經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這一發展過
程凝聚著全國糧油科技和糧油工業幾代人的辛勤和勞動，是來之不易的。
隨著我國糧油機械製造工業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糧油機械設備的製造大國，
可以預料在不久的將來，還將成為糧油機械設備的出口大國，這不僅是糧油機械工
業的發展趨勢，也是我們同行業內人士的責任。我所以這樣說是根據以下幾點理由
的：
第一，從國際環境方面來看，我國成功的外交政策和我國國際地位空前的提高
，給糧油機械產品走出國門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正如大家都十分清楚的，現在，「
中國製造」這個詞，在國際上反響很大，不論是在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在尚處於貧困
的地區，「中國製造」的商品到處可見，但是在與國際民生有著密切關系的中國制
造的糧油加工機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卻見得不多，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當然也是
我們「走出去」的機遇。
第二，產品質量有了很大提高。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糧油機械工業不斷創新和
應用高、精、尖的加工手段，不僅使產品表面平整度和光潔度與國外先進設備相差
無幾，而且內在質量也有很大提高，這是在十年以前無法做到的。
第三，設備性能先進、可靠。現在我國有相當一些糧油機械產品其性能和經濟
技術指標已接近和達到國外同類產品的先進水平。同時，隨著我國基礎工業的技術
進步，糧油設備中採用的原材料和各類基礎通用件的質量可靠性有了明顯提高，如
各種泵類、閥門、換熱器、氣動元件、電機和自控元器件等，從而進一步保證了主
機設備的可靠性。
第四，設備產品門類齊全，可以適合不同用戶的需要。由於我國糧油資源豐富
，品種較多，地區差異較大，糧油加工企業的生產能力各異，客觀上形成了我國的
糧油機械能製造能力可以滿足不同國家和地區各類糧油生產及其不同生產能力企業
的需要。
第五，價格合理。我國糧油機械產品的價格與國外同類產品比較，具有較大的
價格優勢。適合於不同國家特別是國民經濟和糧油加工業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用戶
的需要。
最後，國家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
間經濟貿易優惠政策等，糧食貿促分會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了多次聯系，積極爭
取為糧機出口和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取得優惠信貸支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我國的糧油機械可以走出過門，而且應該走出
國門，大好時機，不容錯過。但是怎樣走出國門？我們認為既要滿腔熱情，又要科
學冷靜，避免盲目行動、一哄而起。為此，我提出以下意見：
（一）要抓緊建立一個統一的對外聯絡的平台，避免單槍匹馬，各自為戰，提
倡大家一起到國外找市場，搞推銷。回顧過去60—80年代的糧機出口，就是首先通
過中國貿促會組織的國外巡迴展覽，我們組織重點糧機企業的技術人員進行專業演
示、講解工作，從而逐步給了國外同行一個感性認識。與此同時積極組織有關企業
參加每年兩次的廣交會，結交了一些國外老客戶，逐漸形成糧機產品的批量出口。
目前這種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應該說條件變得比過去更好，更有利。首先我們早
已有了行業的中介組織，如中國糧食行業協會和中國貿促會糧食行業分會（簡稱兩
會），它們本身的職能就是聯接政府與企業的橋梁和紐帶，它們的宗旨就是為企業
服務，國家賦予他們直接組織企業到國外辦展、參展的職能。事實上，最近幾年已
經為此進行了前期准備工作。例如去年九月與新疆自治區糧食局共同舉辦了中國—
中亞糧油企業合作發展論壇。國家糧食局出資，國家糧食局副局長、中國貿促會糧
食行業分會會長張桂鳳同志到會並作了重要講話。中亞各國30多位代表參會，我國
十多家糧機企業到會作了產品推介活動。會議取得了一個共識，希望中國與中亞各
國盡快組建一個常設聯系機構，初步定名為「中國——中亞糧油合作發展促進會」
。這個構想得到了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實業家委員會的首肯，並表示擬將其納入上合
組織架構以內。與此同時，去年12月中國貿促會在昆明召開了中國——南亞商務理
事會，旨在發展中國與南亞各國間各領域的經濟貿易合作。糧食貿促分會有幸被吸
收為會員單位，糧食貿促分會的田雨軍同志出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這些都顯示了
搭建糧油機械出口機制的平台已經基本成形。特別應引起我們關注的是，今年5月28
日，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將率50多人的代表團訪問俄羅斯和中亞諸國，糧食貿促
分會及部分糧機企業的代表將隨團前往，並在哈薩克召開中國糧機推介信息發
布會，攜帶了近百家中國糧機產品資料在會上作介紹，我希望這次會議之後，在糧
機行業「走出去」這個問題上，「兩會」將與各企業加強溝通和聯系，及時交換信
息，共同策劃「走出去」的具體實施方案，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見到實效。
（二）集中精力，選准目標、避免重復、少走彎路。我之所以提出這個意見，
是基於歷史上的經驗。前面我已講到，我國的糧油機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
不可否認，我們的國外市場主要是那些糧油工業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具體的講就是
非洲、中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曾經與我們有過交往和了
解，特別是在非洲遺留有我國政府援建的數十個糧油加工廠項目。這些項目一度對
該國的國民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同時給當地人民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
了深厚的友誼。去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高峰會之後，又掀起了新一輪的中非熱，國
家出台了一些鼓勵政策。現在，這些國家的糧油加工狀況大都沒有多大變化，這正
是我們「走出去」的機遇所在。
（三）練好內功、建立誠信、站穩腳跟。要使我國糧油機械「走出去」，不能
憑一時的熱情，不能圖眼前的利益，而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長遠的規劃和措施，特
別是要練好內功。我這里所說的內功，一是要有一批會外語、懂技術、善經營，才
能夠「走出去」的人才。二是要有適應「走出去」的運行機制。新疆自治區糧食局
到中亞考察糧機市場的同志得到的反映是，那裡確實有廣闊的市場，我們的產品在
質量，價格上很受歡迎，但人家卻不放心，因為我們有的企業把產品賣出去，拿到
錢就萬事大吉，毫不考慮售後服務問題，如果這樣「走出去」，其結果只能是走一
處，敗一處，而且不僅是敗壞一個企業的聲譽，很可能要連帶中國產品的失敗。因
此，要做到能夠真正走出去，站穩腳跟就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包括許多扎扎實
實的工作和配套措施，需要我們集思廣義，認真對待。去年在新疆召開的中國—中
亞糧油企業合作論壇會上，國家糧食局張桂鳳副局長向中外到會代表引用了「誠招
天下客」的古語，並且當面承諾中國出口產品將保證做好售後服務工作。這是代表
政府主管部門許下的諾言，凡是想「走出去」的企業必須認真落實。歷史的教訓，
無數的事實證明，沒有誠信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是對自己的產品不負責任，我的意
見還是不要「走出去」為好。
（四）要有耐心、多渠道，開辟國際市場。實現「走出去」的戰略必須具備足
夠的耐心和毅力，今天提出的「走出去」也不僅僅是賣出多少台設備就了事，還要
著眼到國外去辦合資、獨資企業，這就包含了資本和技術的輸出內容。可以說，這
是一個復雜、龐大的系統工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里，我要提醒在座的同行
，一定要冷靜思考，科學對待，做出成績，期待再創糧油機械產品對外經濟合作的
新輝煌！
來源：農機設備總網
② 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到中國的
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並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
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情況，已被大量考古發現所證實。漢代的水利工程規模都很大，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主要發現有：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和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來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大面積的種植小麥，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栽培小麥，從考古學提供的材料來看，大約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東部的巴里坤縣石子鄉土墩遺址(屬新疆新石器時代三種文化類型之一的 「含彩陶類型」)里曾發現過已經碳化的小麥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東端的羅布泊西北約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個原始社會的墓葬的隨葬草簍內又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小麥粒(2)。
據文獻記載，我國大面積推廣種植小麥當始於漢代。《漢書·食貨志(上)》雲：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按：《春秋》記載麥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所謂宿麥，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雲宿麥，即冬小麥。因此，漢武帝派「遣謁者勸種宿麥」(3)。漢成帝(劉驁，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時，著名農學家汜勝之曾以 「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推廣種植小麥而著稱天下(4)。《後漢書》所載東漢皇帝對糧食生產所下的十幾次詔書，其中有九次涉及麥(5)，充分顯示了麥在漢代糧食生產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學者所說：「兩漢以粟麥為主的糧食生產結構是北方作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於文獻記載資料尚少，還不足以說明在我國北方地區漢代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說法是，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他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7)。60年代以後，由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不斷發現，我國一些學者開始改變對這一問題的固有觀點，提出了漢代我國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新觀點。但從總體而論，我國學者還沒有人探究過這一問題，還不曾對「唐代碾碨經營論」進行過辯論，即還不曾使人們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有一個立體的認識，甚至還有少數同志贊同西瞚先生的觀點。所以，本文旨在通過與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的辯論，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作一番考證。
在未介入正題之前，首先我們應該弄清何為碾碨，西嶋先生認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運動的石碾，即進行脫粒、磨面的工具。」並指出：「碾碨主要是用於小麥制粉的應用水平運動的工具，由於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後，尤其是在唐代迅速發展並作為營利投資的對象而在許多庄園附屬磨坊中佔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對於西嶋先生對「碾碨」一詞的解釋，筆者有不同的認識，「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為碾即輾的別體字，碨即磑的別體字。輾字單獨來講，有車輪轉動之意。磑，磨也。輾與碨組成一詞，即有輪轉帶動磨轉之意。輪轉的動力何來?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別的動力。《北齊書·高堂隆傳》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並有利於時。」《通典·食貨·水利田》亦雲：「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余頃，今為富商大賈竟造碾碨，堰遏費水，渠流梗澀。」可見碾碨在當時實指水磨而言，並非指石碾而雲，不然的話，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經營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即朝廷和碾碨經營者之間以水利權為中心的對抗」(9)�就不會發生。朝廷禁壓碾碨設置就與以「保護灌溉水利為目的的農本主義」無關(10)。事實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而與「石碾經營」相距甚遠。
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真的與水磨的出現有關嗎?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為什麼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因為在石磨發明以前，人們是把麥子、大豆煮成飯吃的，「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麥子磨成麵粉。由粒食改為麵食，是我們民族飲食史上的一大進步。「餅餌麥飲甘豆羹」(13)，顏師古註：「溲麵而熟之則為餅，餅之言並也，相合並也。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王應麟補註：「《說文》，『餅，麵食也』。麥末謂之面。」《說文解字》雲：「面，麥屑末也。」漢代時期，正是我國石磨普及推廣時期，也是小麥由粗食到細食的轉變時期。正如陳文華先生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燒餅、面條、餛飩、水餃、饅頭、包子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於是小麥就成了深受人們歡迎的糧食。社會的需要大大促進了小麥種植的發展。」(14)
根據筆者的研究，石磨大約誕生於戰國時期，而普及使用則在漢代(15)。目前見於考古學方面與此有關的發現，實用性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有：河北滿城王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圓形凹槽，周邊突起，當中有一道橫梁，兩側各有一個長方形孔，底面滿布圓窩狀磨齒，中心稍有內凹，下扇磨齒亦為圓窩狀，表現微隆起，中心有一圓柱形鐵軸，磨通高18、徑54厘米，銅漏鬥上部大，口下腹收斂作小口，腰部外施寬頻紋一道，上口徑94.5、下口徑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處，漏斗內壁平伸出四個支爪，兩兩相對，其跨度超過石磨直徑，這說明四個支爪上原當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質器。」(16)
山東濟南市出土的漢代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頂部中央為相對的平面作半月形的進料口，中隔橫梁。上扇邊緣較薄，邊緣側面有長方形洞，為安裝推磨棍之處。上扇邊緣表面刻滿斜線紋。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齒的形狀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圓，凹坑亦略呈棗核形(17)。
山西襄汾縣漢代臨汾故城遺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進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錐體形。磨齒為點狀紋，凹入成小圓坑，上扇側有長方孔，為安裝磨棍之處(18)。
洛陽河南縣城東區漢代糧倉遺址出土石磨四件，編號302∶3為石磨蓋，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兩個半月形漏斗，斗內嵌鐵片。磨擦面的磨齒紋，是短的長方坑，共六匝。磨上扇邊緣有長方孔三眼，可安裝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徑50厘米，邊厚7厘米。317∶29為磨的下扇，磨齒形制為短的長方坑。磨中心方孔內有鐵片，原來也當安裝了鐵軸。此磨扇直徑49厘米，邊厚6厘米，中間厚8厘米。另外兩個磨盤出於305糧倉和320糧倉，報告說此二件已殘損 (19)。
甘肅省古浪縣陳家河檯子漢代遺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為凹入菱形紋，與棗核紋近似(20)。
河南淇縣縣城土產公司院內出土的漢代石磨，直徑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圓形漏斗兩個，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徑為3厘米，小的孔徑為2厘米。上扇表面飾陰刻平行線紋，邊緣側鑿一個裝推磨棍的長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鐵質圓軸，磨齒是八區斜線紋 (21)。
屬於明器的漢代石磨和陶磨，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寧夏、北京十個省市，五十多個縣(23)。正如李發林同志在研究我國古代轉磨(石磨)產生的地域和具體時間時指出的那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戰國、兩漢、三國的轉磨大都發現於黃河、長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邊的遼河流域則相當罕見，兩漢轉磨出土的地區大都是盛產小麥的地區，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麥這種糧食需要做成麵粉，才便於進一步製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們談的是有關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既然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那麼，伴隨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必然有小麥或與小麥相關資料的發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出土過漢代小麥實物的地點有十處。即：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河南洛陽西郊、河南新安鐵門、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江蘇邗江甘泉西漢「妾莫書」木槨墓、新疆民豐尼雅漢代遺址、新疆樓蘭故城遺址、內蒙烏蘭布和(25)、甘肅居延肩水金關漢代遺址(26)。與此有關的考古發現還有：60年代初，洛陽老城西北郊 81號漢墓出土的小口、圓肩陶倉，在蓋上分別書有「麥」、「黍」、「粟」、「豆」等字樣(27)。西安市東郊漢墓出土的一件陶倉上，用墨書「小麥囤」字樣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中，據裘錫圭先生考釋，曾有「以麥為租」的記載，一個大竹片上記：「市陽租五十三石三頭六升半，其六石一升當□物，其一斗大半當麥」等文字(29)。1972年，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出土的一批書有文字的陶倉中，據發掘者報告，這些陶倉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書四個文字，分別為「小麥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別粉書如下數種糧食品種的名稱「粟」、「黍」、「黍米」、「小麥」、「麥□」、「〓」、「〓米」等。Ⅲ式10件，有6件倉的肩部分別粉書「白米」、「小麥」、「米」、「黍」等字樣(30)。另外，據有些學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所見農作物也有小麥的記載。如簡文：「出麥五斗，廩夷胡瞫長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麥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劇作六十六人五月盡八月。」(《甲》1601)
至於說水磨的產生與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有無必然聯系，筆者認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標志著我國糧食加工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而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聯系。據文獻記載，水磨在我國的出現，大約始於晉代。《魏書·崔亮傳》雲：「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設置竟發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由於近年來富商大賈爭相設置水磨，曾經灌溉4萬余傾的鄭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萬余頃，妨礙民用的情況極為嚴重。並奏請禁止和毀掉水磨(31)。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 年)，戶部侍郎李棲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餘處(32)。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設置在涇水上的水磨使用使農田無法得到灌溉的困狀，請求決開鄭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護(33)。次年正月，朝廷頒布毀掉水磨的詔敕，鄭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處盡被拆除(34)。
前面筆者已經說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的情況，已被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從而也說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確始於漢代。下面我們再從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筆者認為，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與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為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什麼這樣講，正如陳文華先生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小麥種植經過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積推廣成為主糧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麥生長期長，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說：『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而華北地區雨量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麥的播種和生長。竺可楨先生指出：『如種小麥，則四五月值小麥需雨最急之時，華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無灌溉設施，華北種小麥是不適宜的。』(35)�而漢代的灌溉事業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發達，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過去提高，有利於小麥種植的擴展。」(36)
漢代的水利工程，如漢武帝時的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規模都很大。「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了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37)
目前，見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發現，首推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該遺址位於鄭國渠渠首以北的涇河上游，渠道一段長300餘米為井渠，這些井渠現為東西一字排列的七個礫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涇河岸，岸下有暗渠露頭，進水口下距今涇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東12米接明渠，這項水利工程採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將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技術(38)。其次是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這是一個蓄泄兼顧，以蓄為主的水利工程。大壩建在一條泄水溝上面，是用一層草一層土相間疊築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僅《洛陽燒溝漢墓》一書就收錄兩漢水井97件。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輪、陶水斗、水漕等設備。在其它地區的水井模型中有的還有轆轤。水井資料以北京宣武門一帶最為集中，共發現陶管井一百餘口；河南泌陽板橋和洛陽漢河南縣城發現東漢磚井旁還附有陶管或磚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學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樣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與井灌有一定關系。」(41)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相輔相成，再現了漢代水利灌溉事業的蓬勃發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陽縣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就是漢代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兩大部分：一為正院，一為側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後院。側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長1.31米，寬1.14米。正院的前門為硬山式建築，門廳兩邊為懸山式馬廄；由二門進入中庭有三層門樓，兩邊有相對的四層角樓，周設瞭望孔。主體建築是兩層重檐廡殿式，築於一高台之上，兩旁有倉房、廂房、廁所、廚房以及傭人住房等。側院的田園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旱田，一為水田。圍牆長1.30米，寬0.24米，牆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為塊田，長36厘米，寬18厘米，分為六大塊，每塊長18厘米。每塊上有小孔54個(18 ×3，估計表示農作物的棵數)，塊與塊之間以壟溝分隔，規整且有條理。二式為條田，長28厘米，寬1.9厘米，共12塊(壟)，每塊田裡有苗20棵，中間以田埂隔開。水田：全長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乾渠分為東西兩部分，每邊有畦田7塊，共14塊。每塊田中有苗32棵(8×4)。每兩塊間有支溝高出畦田，便於放水流向畦內。水井和乾渠：井為圓形，上、下口的直徑均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徑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乾渠寬4厘米，長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徑為1.2厘米，成圓形。南端成弧形與井底部緊密結合在一起。田園全長130厘米，寬24厘米，牆高18厘米，牆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壟蓋頂，上有脊，寬7厘米。
這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的出土，不僅是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更說明漢代時期，在我國北方地區，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設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現在農田水利灌溉事業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國小麥的大面積種植在這一時期才得以推廣。
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與之相隨的是漢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漢代時期，我國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為主要內容的耕作措施。「黃河流域氣候比較乾燥，雨水比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個月。特別是 『春旱多風』，對春種作物的播種特別不利，嚴重影響主糧的收成。因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響冬播作物小麥的播種和生長。於是如何確保土壤中有足夠的水分，保證種子出苗生長，是當時生產上的主要課題。耕—耙—耱的技術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的。」(43)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必然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不僅是水田種麥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種麥也能獲得豐收。
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
目前，見於已公布的考古資料，發現漢代犁鏵的地區有：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甘肅、內蒙、新疆、遼寧、廣西、貴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區是陝西關中地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繼在富平、蘭田、浦城、興平、長安、禮泉、西安、咸陽、隴縣等地發現全鐵大鏵、小鏵、鏵冠、犁鏡以及巨形鐵鏵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個鐵農具窖藏中發現大小鐵鏵、犁鏡等農具達85件(45)。由於大小鏵往往共出，表明它們在功能方面當有所區別。犁鏡的發明在犁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巨形犁鏵可能是數牛牽引的開溝犁，似與當時注意水利灌溉事業有關(46)。
關於牛耕資料的發現，西漢時期有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中的牛耕圖(47)，甘肅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漢末年木牛犁模型(48)；東漢時期有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49)，陝西綏德東漢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50)，陝西米脂畫像石牛耕圖(51)，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牛耕圖(52)等等。
耬播資料的發現，如在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墓中發現一幅耬播圖，系用一牛挽三(?)腳耬車(53)。「此外在遼陽三道壕、陝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發現有西漢鐵耬足，在河南南陽還發現了西漢耬足范。」(54)採用耬播可使開溝、播種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時可使播種均勻，深度一致，減少土壤水分損失。耬車的發明和使用不僅是播種史上一個重大進步，尤其是為大面積種植小麥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種工具。
除上所述，在兩漢遺址和墓葬中還大批量發現小型鐵農具。比如河南臨汝夏店西漢冶鐵遺址發現大小鐵三百餘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長條形直銎和長條形後部帶方銎兩種。此外，還有凹字形鐵口和兩齒，象鋤、鍤、銍、鏟、耙、鍘刀等小型鐵制農具資料在不少地區亦有發現。
正如楊寬先生所說：「漢代由於各種大小形制的鐵鏵的創造和使用，由於各種優質韌性鑄鐵農具的成批生產和推廣使用，使得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大大擴展了獨立進行生產的能力。」(56)所以說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精耕細作水平不斷提高的兩漢時期，我國北方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都有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必備條件。
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因素若與當時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西嶋先生認為：「小麥種植量的增加，作為碾碨經營的一個特點，是因為碾碨經營多附屬於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種植小麥增多的起因在於當時最顯著的兩種傾向。即：一是城市的發展，二是庄園經營的發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說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話，我們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發展」改為「人口的增長」，把「庄園經營的發展」改為「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似乎更接近漢代歷史實際。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那麼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與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之間經濟結構的特點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一是人口的增長，二是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在古代農業國家中尤其如此。漢代時期，人們絕大多數不用肉食，純以穀物蔬菜為生。據葛劍雄先生考證： 「西漢末的糧食總產比初年大約增長了三倍左右，……則西漢期間總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長率約為7%。」(58)糧食總產的提高，不外乎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當時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細作與防旱保墒技術提高的情況下，大面積的種植小麥，必然為糧食生產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前景。同時也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
從前面我們引證的考古資料來看，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在將小麥作為主要糧食作物來種植的情況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麵粉的能力。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園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除前面我們列舉的河南淮陽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陶制三進庄園院落模型外，與此有關的發現，如河南密縣後土郭村漢墓出土的一件樓式陶倉房上，曾繪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畫面(59)。1971年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發現的壁畫，壁畫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圍繞著庄園圖分別繪畫農耕圖、園圃圖、採桑圖、漚麻圖、碓舂圖、谷倉圖、釀造圖、果樹圖、網漁圖、牧馬圖、牧羊圖、牧牛圖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的壁畫墓，其北壁壁畫內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園生活情景，畫面上不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築物、農夫揚鞭耕田播種、地主在地頭的樹蔭下監工(61)。1982年山西平陸聖人澗村漢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樓」，其第二層，樓內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長8、寬6厘米，旁有二人對面席坐；小案長5、寬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樓外的四周圍有欄桿，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這些以及前面我們提到的有關犁耕、耬播的壁畫、畫像石資料等等，都是漢代地主庄園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當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經營論」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63)，並沒有這么多的考古發現作為研究資料，因此，如果說西嶋先生也運用上述有關考古資料，他的研究結論將和筆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經營多附屬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那麼在漢代，麵粉的加工如何呢?筆者認為：地主庄園或者包括一些自耕農都開始經營石磨麵粉加工，但主要是為了自家的消費，其次是將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過這種出售數量很小，獲利也不可能太大。關於這一問題，從每座漢墓多數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來看，當時，地主庄園經營麵粉加工的能力還比較低，也沒有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來經營麵粉加工。所以說，在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漢代，優先享用小麥麵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廣大自耕農，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在城市能夠享用麥麵食品的還是少數達官顯貴。故而也可以這樣說，漢代的城市經濟雖然很發達，但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關系。
綜上所述，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它應以石磨的普遍使用為標志。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精耕細作水平與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否則，漢代的糧食生產就不能滿足漢代人口的急劇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將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