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工業從哪裡遷來的

1. 什麼是中國民族工業內遷

戰爭爆發以前，中國的近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流域各省，廣大的內陸地區工業經濟基礎十分薄弱。1937年，中華民國政府經濟部登記注冊的3935家工廠（不包括礦場，但包括公用事業和兵工廠）中，有1235家（佔30％）設在上海，2063家（佔52％）設在沿海各省，637家（佔17％）設在內地。
「七七」事變以後，尤其是「八一三」後，東南沿江、沿海一帶迅速陷落，全國工業基地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和破壞。據統計，紡織業損失70％，麵粉業損失60％，機器造紙業損失84％，國防制鹼業損失82％，火柴業損失53％，鹽酸製造業損失80％；全國6344家工廠，損失60％。看到內地工業落後，社會生產力較低，而軍需民用方面的需求卻大幅度上升，中華民國政府和廣大愛國工商人士及民族資本家，乃共同發起組織了國營與民族工業大遷徙。
工業遷徙的目的地最初定在武漢。早在1936年，隸屬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資源委員會即擬定了工業化的五年計劃，把兩湖和江西作為工業建設的重心，並開始設廠，生產鋼鐵、重型機器及無線電和電氣設備。內遷開始以後，共有數百家民族工業冒著日軍的炮火，從上海等地遷往武漢。僅在上海一地，即有150家工廠、1．38萬余噸設備、2300多名工人，在日軍的槍林彈雨之下冒險遷出。然而隨著戰火的不斷擴大和日軍的步步內侵，資源委員會不得已改變計劃，將其工業建設重心由兩湖和江西逐步轉移擴張到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甘肅、河南、陝西、安徽和西康等省，中華民國政府亦計劃在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西藏和西康等內陸省份建造後方根據地，並於1938年初提出《非常時期經濟方案》，決定將西南和西北作為後方建設重點。其中工業建設的重點後來明確放在西南，「其地域以四川、雲南、貴陽、湘西為主」，並指令以四川、貴州、廣西及湘西為內遷廠礦的主要地區。
中華民國政府選中西部地區作為後方建設基地，除了從安全的角度考慮以外，亦因這些地方工業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而在大後方的開發和建設的戰略布局上，之所以採取以西南為中心，先西南後西北的順序，是因為西南有著相對發達的農業和戰時交通線及較好的人文文化背景。同時，以四川為首的西南各省對沿海沿江經濟重心的遷移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熱烈的歡迎。四川、雲南等省多次派代表到上海、漢口等地做勸說工作，並在工廠選址、稅捐、運輸等方面予以方便和優惠。
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一場規模空前的產業、人才、資金、市場的由東向西的再次轉移發生了。從1938年7月開始到1940年左右，以一些關鍵性的工業企業和軍事工業為主體，各業工廠大致分成三路，分別遷到了四川、雲南、貴州、陝西、廣西和湘西等地。據不完全統計，除了國營工業企業以外，共有623家私營工廠搬到後方，並有3／4最終復工。四川省遷入的工廠數最多，達254家。湖南次之，經政府工礦調整處協助內遷的即有121家（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湘西），占該處協助遷工廠數的27％。陝西和廣西遷入的工廠亦不在不少數，經工礦調整處協助內遷往兩省的，即分別達27家和23家。雲南和貴州遷入的廠礦企業共23家。此外還有少量企業遷到了鄂西和西康。四川省不僅遷入的工廠數最多，遷入的機器設備也比較先進。雲南和貴州兩省遷入的多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其技術和設備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遷往陝西的工廠以紗廠和麵粉廠居多。遷往湘西和廣西的工廠企業包括機器、五金、化工、電器、紡織、印刷、麵粉等眾多門類，資本規模大小不一。
在沿海沿江經濟重心向西部地區遷移的過程中，以資源委員會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有關部門通過獨資、合資等多種形式，在大後方舉辦新的工礦企業，以適應戰爭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之下，不獨四川、雲南、貴州、廣西、陝西等省建立了一批新的企業，較為偏僻的甘肅、青海和西康也創辦了一些廠礦企業。據統計，戰時政府軍政部等七部門在廣西獨營的企業即有16家，與桂省合營的企業有5家；在貴州，僅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直接投資的企業，1943年即達25家。
在工業重心遷移的過程中，各類人才、資金、設備、技術和市場也從沿海和長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轉移。戰前西部地區的科技人員十分貧乏，而1941年時後方工程師達到了2萬多人。1938年至1940年間，隨同工廠遷移的技術工人有4．2萬多名，其中1．2萬多人獲得政府的財政資助。
抗日戰爭爆發和沿海沿江工業內遷，客觀上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歷史機遇和條件。

2. 四川的重工業城市有哪些

第一是攀枝花市，不容質疑，攀鋼集團。
第二就是德陽市，德陽是四川重要的工業城市，工業主要指標位居四川省第二；是中國重大技術裝備製造業基地，擁有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東方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川油宏華公司等一批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重裝製造企業。
成都並不是重工業城市，而是高新技術產業城市。

3. 四川的工業類型及特徵

四川也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之一。本省是我國內地綜合性工業基地。成都電器、量具刃上，攀枝花鋼鐵、川中油氣田、自貢鹽化工、內江製糖、瀘州和宜賓等地的釀酒工業等都很有名。其中冶金、采礦、化工、機械、宇航、電子工業等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攀枝花鋼鐵公司、成都飛機工業（集團）公司、長虹集團、希望集團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聞名國內外。
四川，簡稱川或蜀，是中國23個省之一，省會成都。位於中國西南地區內陸，地處長江上游，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為中國道教發源地之一，古蜀文明發祥地，全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出現地。四川鹽業文化，酒文化源遠流長；三國文化，紅軍文化，巴人文化精彩紛呈。界於北緯26°03′～34°19′，東經97°21′～108°12′之間，與重慶、貴州、雲南、西藏、青海、甘肅和陝西等7省（自治區、直轄市）接壤。
四川省地貌東西差異大，地形復雜多樣，位於中國大陸地勢三大階梯中的第一級青藏高原和第三級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過渡地帶，高差懸殊，地勢呈西高東低的特點，由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高原構成。四川省分屬三大氣候，分別為四川盆地中亞熱帶濕潤氣候，川西南山地亞熱帶半濕潤氣候，川西北高山高原高寒氣候，總體氣候宜人，擁有眾多長壽之鄉，如都江堰市、眉山市彭山區、長寧縣等90歲以上人口均超過千人。

4. 成都建設路的建設路(東郊)歷史

府河以東、沙河之濱約16.4平方公里的建設路區域曾被稱為成都的東郊。
如今，這里高樓林立，住宅小區連片，商廈、商城鱗次櫛比，美食街、娛樂城星羅棋布，白晝車水馬龍，夜晚霓虹閃爍。東郊儼然是大都市的一角。但一二十年前這里卻還是另外一番景象：人口眾多而不顯繁華，建築成片卻盡是廠房；街道雖寬，但上下班高峰之後則顯得冷清，唯有路邊冒著熱氣嗤嗤作響的蒸汽管和遠處偶爾傳來的氣錘聲，昭示這里並不寂靜，而是一塊充滿火熱激情的土地。
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東郊還真是一片人口稀少的寂靜原野，除了沙河畔的筒車吱吱呀呀地車著水之外，收入人們眼簾的只有成片的農田和起伏不平的荒野——作為東山的余脈，東郊一帶自古以來便是農人的天地。
然而有一天，這塊土地的寧靜被打破了，現代工業文明的車輪首次行進到了這里。從「一五」期間開始，國家便陸續在這里建設起一座座嶄新的工廠，其中包括屬於156個重點項目的軍工企業。一夜之間，東郊不僅熱鬧起來，而且一下子從農耕社會步入了工業文明的門檻。廠房、煙囪在昔日的田園上拔地而起；機器轟鳴代替了古老水車吱吱呀呀的聲音。東郊成了成都著名的工業區域，它曾經是那麼神秘而神聖，許多年輕人以能進入東郊企業當工人為自豪，不少家庭以有人在東郊工作而榮耀。因為進入東郊，就意味著與最先進的大工業聯系在一起了。
工業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是城市價值的集中體現。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激情點燃了成都東郊工業的火種。作為成都最早、最大的工業集中發展區，成都東郊從「一五」、「二五」計劃重點工程建設到「三線」建設，電子、機電工業的集中發展，不僅奠定了成都市工業發展的基礎，更使成都迅速成為祖國工業的大後方和全國三大電子工業基地之一。翻開歷史，這里先後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區屬規模以上大中型企業，兩千人以上的企業就多達160多家，總資產300多億元。成都虹波公司、成都亞光電子公司等，曾經參與「神五」、「神六」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研製、建設、試驗等項工作，多次受到國家以及信息產業部等表彰；「前鋒」是中國熱水器市場的「西南王」；成都量具刃具廠的量具刃具、數控刀具，紅光廠的黑白顯像管曾遠銷日本和歐美；「雙燕」冰箱、「峨眉牌」自行車、「海洋牌」洗衣機、「成都牌」電視、「效力多」牙膏……這些「成都造」產品，曾暢銷國內、轟動一時，譜寫了成都工業的驕傲與輝煌。
東郊工業區 奠定成都現代工業發展基礎
1953年初，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正式實施。成都市作為全國八個重點建設的中心城市之一，國家規劃在成都東郊建設一個以電子、機械、儀表工業為主體的大型工業區，成都工業發展史由此翻開新的篇章。1955年，國務院正式批准在成都東北郊、東南郊、西北郊設置工業區。這其中，成都東郊成為了承載歷史重任的重要區域。1956年，成都量具刃具廠、紅光電子管廠、西南電子管廠、成都電機廠在東郊開建。1958年，一批大型骨幹企業建成投產，成為了支援成都地方工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如西南無線電器材廠包建了材料廠，新興儀器廠包建了電工器材廠，成都量具刃具廠包建了冶金實驗廠等。正是這些企業與眾多的產業工人奠定了成都市現代工業化的基礎，為當年的中國現代化建設與國家國防建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也為成都城市建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特別是錦江電機廠、光學玻璃廠等9個軍工企業，以及電子科大等兩所學校的紮根東郊，為成都東郊工業發展搭建起了堅實平台。
多個全國第一 將成都工業推向鼎盛時代
1955年川康合省以後，國家批准成都市城市發展目標：省會，精密儀器、機械製造及輕工業城市。經過「一五」、「二五」時期的大規模建設，成都工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產業配套逐步完善，電子、機械、冶金、化工、紡織、輕工、建材、食品等產業初具雛形和規模，奠定了工業的基礎。從1965年到1976年，國家投資新建、擴建、改建了成都飛機公司、成都發動機公司等大中型骨幹軍工企業。這一批企業的調遷、興建和投產，充實了成都工業的實力，提高了技術裝備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大增強了成都機械製造、電子元器件製造和軍事裝備製造能力，在全國同行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此時，成都工業產品的門類增多，生產檔次亦相應提高，能夠批量生產無縫鋼管、汽車、機械成套設備、量刃具、化肥、基礎化工原料、抗菌素等上百個現代工業產品，無縫鋼管產量居全國第一，電纜產量居全國第一，光學玻璃產量佔全國的60%……雙燕冰箱、 峨眉牌自行車、效力多牙膏……這些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名牌，讓成都工業迎來了鼎盛時代。
搬遷、轉型與改造 老東郊工業區將一直留在城市記憶中
成都老東郊工業區，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與中國城市化的一個歷史縮影。東郊工業基地主要是在建國初期和「一五」、「二五」期間布點建設的，當時這一帶遠離市區，在布局上是合理的，但是，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原來意義上的東郊，現已變成了城區的一部分，過度集中的工業企業，不僅使東郊的「三廢」突出，「熱島」效應明顯，城市環境受到了嚴重影響，而且企業布局零亂，土地利用率低，使城市功能難以完善配套，損害了城市形象，不少企業廠房破舊，設備老化、工藝落後，經營困難，難以籌集足夠的資金進行更新改造，企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為構築我市工業新高地，提升城市形象，2001年起，對東郊工業企業搬遷改造開始展開。漫步東郊，不論立交橋旁的俄式「紅樓」，隱於高樓後的消防塔，還是「麻石煙雲」里的那尊著名的「建設者」雕塑，都在訴說成都東郊那段輝煌的過往。這一段在這里產生的，為四川經濟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工業文明史，應該被銘記。
東郊的榮耀一直持續了30多年。當然也就意味著東郊人為國家經濟建設，為國防實力增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東郊逐漸失去了神秘的面紗，昔日的榮光不再。以後隨著城市的擴容，政府「東調戰略」的實施，那些曾經赫赫有名的工廠，有的關閉了，有的縮水了，並且紛紛搬離了東郊。在往日廠房的舊址上，騰空而起的是一個個樓盤、商廈。時代巨變了，東郊也翻過了最輝煌的一頁。
從農耕社會到工業時代再到當代都市，東郊有三頁鮮明的歷史畫面。這三頁歷史圖畫正好反映了我們祖國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偉大變革。對於成都而言，工業文明的東郊是最輝煌燦爛的華章。沒有這一章，便沒有成都今日的精彩。是東郊，為成都工業發展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眾所周知，曾經創造過金沙青銅文明的成都，到50年代以前，已淪為純粹的商品消費之都，工業底子堪稱一窮二白，只有少得可憐的幾家小企業，被成都人戲稱為「兩根半煙囪」，重工業對成都來說則是完全陌生的領域。東郊的崛起，實現了成都這座古城跨越式的進步，使其一躍而成為具有電子、機械、冶金、化工、紡織等生產能力的工業城市。今天的成都，之所以能作為中國西部最重要的工業之都，東郊所承擔的歷史角色，其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作為工業文明重要篇章的東郊已然翻過，人們記憶中的東郊雖然已經漸行漸遠了，但是作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它會永遠留存於史冊中。歷史是什麼？歷史是文明走過的腳印。從農耕文明一路走來的成都，來到20世紀中葉，終於在東郊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拐點，從此開始了大踏步地向工業現代化邁進。記住東郊的歷史，記住這文明進程中燦爛的華章，同時也記住數十萬產業大軍為成都，為國防工業建設做出的犧牲與奉獻。因為東郊的輝煌不僅僅照亮了一段成都的歷史，它本身已成為國家歷史的重要部分；東郊人的創造，也不僅僅繁榮了成都的經濟，更重要的是它為夯實共和國的工業基礎竭盡了能力。
東郊也為成都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東郊人艱苦創業，奮力拚搏的人文精神，自然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值得今天的我們去發掘，去弘揚；即使是東郊的街道名稱，也成了成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諸如建設路、廠北路這些地名，已經與成都其他有著歷史意義的老街一樣，為這座城市烙下了工業文明深深的烙印。如今在當年773廠的原址上還建起了一個以「東郊記憶」命名的公園。這個文化產業創意園區的建設，既是城市旅遊目的地，也是遠去的東郊工業文明留下的歷史腳印。

5. 分析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概況。

1、近代工業的產生：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在中國設立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之始。這時期的外資工業主要是為外商對華貿易服務的。從1843～1894年,外國在華一共設立了191個工業企業,其中116個屬於船舶修造業和絲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業。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據估計到1894年止約近2000萬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兩項的便達1500萬元，占總投資額的75％。其餘75家工廠分別屬於印刷、食品加工、水、電、煤氣、火柴、服皂、制葯、造紙、木材、玻璃、水泥等行業，共擁有資本約500萬元，大多規模狹小。 外國在華創辦工業後20餘年，清政府開始創建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從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經營了21家軍用工廠（包括一家船廠），所費資金從低估算在5000萬兩左右。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和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創建時期的大型工廠。軍用工業是非商品生產企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不甚密切，但它促進了19世紀70年代民用工業的興起。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由中國人自辦的工業企業大抵有船舶機器修造廠27家，機器繅絲廠約113家，機器綿紡織廠8家，其他輕工業工廠47家,共約195家。其中多數規模很小,資本額不詳,有不少甚至在籌建期中或投產後不久便告歇業。設備比較完備的企業大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武昌織布官局和蘭州織呢局（見彩圖）等。商辦工廠如陳啟源經營的繼昌隆絲偈為華南繅絲業的發展起了引導作用；商辦船舶修造廠大多是從原來手工作坊基礎上添置一二部車床發展起來的，而到80年代逐步發展到修理和製造繅絲車和軋花機。以上近代工業的創辦，也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
2、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甲午戰爭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抵制外貨,設廠自救的呼聲遍及全國。1895～1913年，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進入初步發展時期，並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現了兩次投資工業的熱潮。這19年中,國內新創辦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設24.6家,新投資總額達9822萬元,平均每年新投資為516.9萬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資本中80％以上屬於商辦企業，改變了甲午戰爭前以清政府投資為主的特點，民族資本成為本國工業資本的主體。同時在工業企業的地區配置上，開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漸向內地城市伸展。唯初步發展時期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才見露頭，如創建於1889年的漢陽鐵廠,幾經改組，於1904年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但1913年僅生產生鐵 9.7萬噸、鋼4.2萬噸。 在民族工業稍見發展的時節，外資在華工業憑借特權有了更為迅速的增長。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設立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工廠共達104家（其中以外國資本為主中外合辦的有18家），資本額4952萬元,為甲午戰爭前50年間投資總額的5倍以上。所以,在這段時間里，與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激增速度相比較，本國工業仍處於劣勢地位。
3、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914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主要參加者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轉入戰時經濟，放鬆了對遠東市場的追逐。中國民族工業遂獲得一個發展時機，從1914～1919年，新開設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包括礦場）共379家，資本額8580萬元,平均每年開設63家,新投資1430萬元。據1920年的統計，新設工廠的單位資本額在10萬至 100萬元之間的約占當時工廠總數的36％,而1914年則只佔11％,可見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大戰前19年間所達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於日本、美國利用歐洲列強無力東顧而乘虛加緊侵略，中國民族工業會有更大的增長。這一時期，日本加強了對華經濟侵略。它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等地設立紡織廠。戰前的 1913 年，日本在華紗錠為11.1萬余錠,到1919年增加到32.2萬余錠，增加幾近2倍。在麵粉業方面情況也相似。1916～1920年，日資麵粉廠增設了4家,還有中日合辦的5家,設廠地點自東北而擴及天津、青島、濟南等地。外國侵略的加劇，激起了1915年反對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群眾抗議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些愛國運動也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4、民族工業的短暫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列強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普遍地遇到了外國勢力爭奪市場的壓力。戰時發展迅速的綿紡織業這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一方面，在相當多的中、小型棉紡織廠虧累擱淺的同時，若干大的民族資本紡織集團開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民族資本紡織集團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國壟斷資本的滲透和侵蝕，呈現了半殖民地中國工業活動中資本集中的復雜局面。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機引發的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和1928年「五三」抵貨運動，也曾給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如紡織、麵粉、卷煙等業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據估計，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業資本在3億元左右。中國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市場危機的威脅。國民黨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削弱了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東北廣大市場和資源被日本侵略者霸佔；西方列強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跌價傾銷進口商品；連同日本在華北的嚴重走私等等,造成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出現了物價下跌而銷售遲滯的景象，迫使工廠停工減產。1933年，棉紗價格跌落之巨為10年來所未見，全國紗廠虧多盈少；同年，上海麵粉價格狂落，存貨堆積，使部分工廠停工。這種景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通貨貶值的刺激，物價轉升，市場購銷情況有所改善，工業生產開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沿海、沿江戰火波及地區，工業設施迅遭嚴重破壞。僅上海一地，據當時上海社會局調查:受損害的工廠約2000餘家,損失總額在8億元左右。中國民族工業遂因戰爭的破壞而中落。這一時期，除了東北地區已全部淪為殖民地經濟以外，國民黨統治區外國資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脹。1936年的統計表明：外國資本大體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5％，鋼產量的83％，機器採煤的66％，發電量的55％，在紡織工業中則佔有紗錠數的46％和織布機數的55％。十分明顯，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確立了壟斷地位。
5、抗日戰爭以後的萎縮工業：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戰區工廠內遷,連同大後方新設工廠,比較偏僻的西南地區逐漸成為民族資本工業的陣地，重慶成了後方工業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萬縣、瀘州、宜賓，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廣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陽、祁陽、芷江、沅陵，陝西的西安、寶雞，甘肅的蘭州等城市都陸續發展成為後方的新工業區。就資本狀況看，當時以四川和雲南的私營工廠規模較大，而湖南、廣西的工廠規模較小，總的說來都較戰前為弱。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錯誤政策，使一度興起的後方工業，到1943年便陷於停工關廠的困難境地，其後幾年中艱難竭蹶的情景更見嚴重。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在中國經濟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官僚資本的形成和膨脹。國民黨統治集團憑借國家政權，巧取豪奪，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利用戰時經濟統制，借用「公營」名義,控制工業企業。1942年後方共有工廠3758家,官營工廠在數量上雖只佔17.4％,但所擁資本額占總資本額69.5％，所擁動力設備佔全部動力的42.2％，官營工廠平均每廠動力有100匹馬力,而民營廠只有26.7匹馬力。其後數年，官、私工廠在這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及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日偽財產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資。其中接收日偽工廠便有2411家，作價標賣的不過10％，其他絕大部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營工業。1948年,官僚資本佔有全國產業資本的80％,控制了全國鋼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水泥的45％，紗錠的38％,織布機的60％，棉布的73％，棉紗的39％，毛織品的50％，食糖的65％，紙張的30％。在這種情況下，民營工業處於受壓制和被排擠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官僚資本主義是一種腐朽的生產關系,它投靠帝國主義,嚴重地壓制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原因：1官僚資本主義的阻撓 2美貨的泛濫 3 內戰的影響
6、新中國對民族工業的改造：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人民政府的沒收官僚資本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世紀末以來，贛閩粵邊區各縣相繼降生的近代工業絕大部分轉變為國營企業。例如，1949年，瑞金縣人民政府接管民國政府員工印刷所的設備開辦瑞金新華印刷所，1956年，"昌明"、"福興"私營印刷所並入，新華印刷所更名為江西瑞金印刷廠1950年，長汀縣人民政府接管舊政府田賦處的碾米設備，籌建了縣 近代機器辦第一家國營工廠--第一碾米廠；興寧縣第一染織廠則是1951年由西庄、睦仁、霖興、大同、福利、農業、勤信、合眾、集泰等9家全縣較大的私營布廠合營的，1955年被批准為公私合營，定名為"地方國營興寧第一染織廠"。1924年創辦的妙培爐鐵廠，1950年為平遠縣人民政府接管，易名為妙培爐人民鋼鐵廠，後來發展成為平遠縣國營鋼鐵廠。1955年，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梅縣共有海源、復興卷煙廠、光明電燈公司等13家私營工廠先後參加了公私合營；1956年，增加到18家；1958年至"文革"初期，上述工廠全部轉變為國營工廠；其中由海源煙廠、復興煙廠合並的公私合營企業--梅縣卷煙廠就是1960年過渡到地方國營企業的。於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贛閩粵邊區各縣建立的地方國營工業企業中，清末民國以來邊區降生的近代工業很快實現了所有權的轉制，成為人民政府所有的經濟實體和新中國公有經濟的主體。這些公有制純度高的工業經濟，在後來的城鄉分割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弱化了其對農村經濟發展應有的影響力。在80年代中期以後，它成為三邊地經濟改革主要對象，並在實現轉制轉軌中逐步融入世紀末三邊地區工業化與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對於這一部分工業企業，本書後面將不再另外給予更多的關注。

6. 1983年十二月17日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條什麼生產線在四川紅光電子管廠正式

如下：

1983年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條黑白顯像管生產線，在四川紅光電子管廠正式投產，該生產線可年產50萬只14英寸、17英寸的黑白顯像管。它的建成標志著中國顯像管行業和無線電專用設備工業擁有了自主生產能力。

成都紅光電子管廠就在指乎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中慢慢地生存下來，發展起來。

在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大唯拆悉量的工業企業也開始內遷到成都，為成都工業進一步地發展夯實了基礎。進入到80年代初，改革開放開始了，東郊工廠相繼實施對外開放，引進新技術設備和工藝，進行上規模、上水平的技術改造。成都工業又一次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

當時，這片御配土地聚集了五冶、川棉廠、錦江電機廠、量具刃具廠等160多戶國有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資產總額超過了320億，職工人數超過15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