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建設主要困難在哪裡

A. 建築工業化發展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從建築工業化的提出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但我國建築工業化的進程依然較為緩慢，距1978年會議的目標差得很晚。這一方面取決於建築工業化內在的原因，也與我國的經濟發展環境密切相關。由於建築工業化生產方式可以較大幅度地提升勞動生產率，但是我國建築業一直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且一直享受著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又能帶來巨大就業，因此，建築工業化的推動力不強。但隨著「用工荒」的蔓延，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建築企業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求不斷提升。另一方面，近二十年來我國建築規模不斷增加，建築業產值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且每年的新開工面積達到全球的一半，巨大的建設需求使得建築企業沒有時間與精力來進行建築工業化技術的科研、開發商不願意使用不成熟的建築工業化技術。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帶有建築工業化元素的產業，如混凝土製品企業、建築機械生產和製造企業等，但這些處於建築工業化鏈條的終端，沒有能力拉動整個產業的工業化進程，整個建築產業依然沿襲著傳統的施工模式發展，沒有太高的提升。在我國，「建築設計」屬於獨立的行業，因此設計時無需考慮施工的工藝流程，而施工對設計階段的影響也有限。建築工業化是建築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由於設計和施工的割裂，建築工業化的生產組織模式在我國難有大的突破。以上三點是由我國所處的特定歷史經濟環境所決定的，此外，從國外建築工業化的進展來看，可以發現阻礙我國建築工業化的其他原因。標准體系不完善。建築工業化標准體系的建立是企業實現建築產品大批量、社會化、商品化生產的前提，各國政府對標准制定工作的重視極大推動了各國建築工業化的發展。然而在我國，除了各個參與工業化試點自定標准外，雖然國家對建築的標准化是有參數的，但始終沒有出台行業強制性准則，產業鏈中很多環節並未按此標准執行。此外，建築工業化的標准化設計一般是通過對項目中採用工廠加工生產的部品（如門窗、欄桿、空調百葉、雨篷等）、構件（如預制外牆、陽台、樓梯、疊合樓板、疊合梁等）進行標准化設計，而且很多部件需要附加在構件上，需要大量產業鏈環節之間介面集成的問題，這不是一家企業的事情，需要標准化設計企業、部品生產企業、建材企業、安裝施工企業等一起配合才能完成，必須是一個產業化聯盟的標准體系才有實現價值，這不是一家企業可以獨立完成的，需要行業各方企業的力量。標准化與多樣化的矛盾。工業化在建築業的進展緩慢，但整個社會已經步入後工業時代，以工業數字化生產作為支持，人們的生活方法和思想理念越來越強調個性與多樣化，表現在建築業即為消費者會仔細比較價格、面積、戶型、環境等因素。然而，我國建築工業化還處於前期發展階段，標准化體系設計方面還處於設計定型、構件統一、規格少且強調標准化與通用化，以便於工業化生產和機械化施工。標准化與多樣化構成了天然的矛盾，這對工業化建築的設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使企業對工業化建築的市場化前景有所猶豫。與現行建築技術規范不兼容。由於建築工業化是對傳統建築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工業化技術與國內現行的建築技術標准、規范不兼容，設計、審批、驗收無標准可依，即使工業化技術的科研單位能夠提供切實可行的實驗數據證明相關項目可行，每一個項目還是需要通過專家論證，成為建築工業化大規模推廣的一個障礙。

B. 你認為我國的「新型工業化」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應該如何解決

我認為我們國家的新型工業化路面臨的困難主要是科技的進步。還有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護。
需要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
需要企業兼顧社會效益。
需要消費者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
總結不易，希望能採納。

C. 我國當前製造業的特點,困難,及相應措施

目前我國製造業發展前景的基本趨勢應是高加工度化和製造業與其它部門以及製造業內部各部門的協調發展問題。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後期發展階段,此階段以重裝備業發展為主要特徵。當前,我國製造業競爭優勢水平低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與經濟發展脫節,外資所佔比例偏高,生產率與國外相比沒有任何優勢,為解決當前製造業難題,本文分析了我國製造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及中國製造」落後的深層次原因,提出務必將機制創新、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融於一體,為中國製造業和製造技術的快速發展營造良好的大環境,以盡快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和地位。
製造業是實現工業化的水之源、木之本,是現代化的原動力,是國家實力的支柱。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製造能力,永遠成不了經濟強國。我國工業化的進程目前正處在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中間階段,要完全實現工業化,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努力。製造業分為加工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宏觀上看,我國製造業發展很快,以至於現在有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說法。這種說法似乎有兩個依據:一是製造業對我國出口的貢獻;二是製造業的發展速度。我國已完成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此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產業飛速發展為特點,產業結構輕型化,我國已將加工製造業在這一階段發展到極致, 「世界製造工廠」這頂帽子並非浪得虛名,但僅僅局限於消費品領域。隨著產業升級,我們已不可避免發展到以裝備製造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化工業階段」,也有人稱之為「後工業化時代」。裝備製造,泛指生產資料的生產,以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為特徵,包括能源、機械製造、電子、化學、冶金及建築材料等工業。根據我國的一般經驗,在輕工業為主的階段, GDP 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安置300 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則降為70 萬人。重化工業階段,必然要遇到各種棘手的社會經濟問題,本文以現階段製造業發展狀況出發,試圖解決製造業中的一些問題,並為今後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建議。
1．中國製造業現狀
1.1 真實的生產率
目前中國製造業的總體規模與德國相當,可以說是個製造大國。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的勞動力便宜,產品具有價格優勢,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但兩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比拼是看生產效率的,即單位產品(或相同產品、產值) 所消耗的人工成本。美國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 8 倍,但是創造同樣多的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是中國的1. 3 倍,日本和中國比,這兩個指標分別為29. 9 和1. 2 ,這已是十年前的數據,現在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升了很多,換句話講,我們的生產率在不斷降低,大量的低素質勞動者供應市場掩蓋了這一趨勢。同時,低水平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全國主要工業產品有80 %以上的生產能力利用不足或嚴重不足,大量的生產能力放空;高水平的生產能力又嚴重缺乏,重要設備基本依賴進口,這也限制了生產率的提高。
1.2 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競爭力。
關鍵技術自給率低,技術對外依賴度達50 % ,60 %以上的裝備需進口,科技對發展的貢獻率僅佔30 % ,發明專利只佔世界總量的1. 8 % ,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靠外來關鍵技術和裝備的支撐。支撐中國企業生存的條件:一是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靠低價格競爭,缺乏資金和技術的積累;二是依靠宏觀經濟高速發展支持下的本土市場優勢,強宏觀,弱企業。巨大的人力資本優勢掩蓋了中國企業缺乏核心技術的尷尬,如果這種不利局面還不改變,接下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將會面臨嚴重障礙,中國的製造業可能會為此付出很大代價。
1.3 企業組織結構小而散,產業集中度低,規模效益差。
製造業是規模效益最為顯著的產業,但由於沒有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業集中度合理的生產體制,企業組織結構散亂的狀況十分突出,我國至今尚未形成一批代錶行業先進水平、佔有較大市場份額、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也未能形成一批有技術特色的專業化協作配套的中小企業格局。
1.4 低端產品生產擴張過度,高附加值產品依賴進口。
企業長期盲目擴大產量,導致我國製造業在低附加值或低科技含量產品生產方面能力過剩,382 種主要工業品中87 %供過於求,而高科技工業品仍嚴重依賴進口。
1.5 資源利用率和經濟效率較低。
盡管近些年國家強調技術革新,但技術對產出的貢獻率仍很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的418 % ,而美國製造業在2000 年人均產值為86559 美元,是我國的1817 倍。另外,我國的能源利用率是32 % ,而發達國家是42 % ,工業污染排放量卻是發達國家的10 倍。還有,我國產品的增值率為30 % ,而美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是48 % ,47 %和41 %。這說明,我國製造業投人與產出過程中存在過低的資源利用率。
1.6 缺乏管理技能和全球營銷技巧,價格戰成為主要的競爭手段。
我國許多公司仍然沒有按照國際慣例改變其管理,導致企業競爭力大打折扣,而價格戰成為主要的競爭手段,導致製造業出現無序的價格競爭。同時,我國的企業非常缺乏全球營銷經驗,主要依靠國外分銷商或合作夥伴在國際市場上推銷中國商品。
1.7 缺少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
2003 年中國500 強企業排名榜的前100 名中有57 家製造企業,33 家屬於後50 位,24 家打進前50 名,僅3 家擠進了前10 名的行列,其中2 家屬於能源行業,1家屬於汽車行業。從前10 名的行業分布特點看,能源業、電信業以及金融業發展較快,而機電、化工等製造業則相對實力較弱。製造業跨國公司的規模龐大,中國企業的規模實力與之相差甚遠,即使是排名第一的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全球500 強的榜單上也僅在第81 位,營業收入換算後僅相當於同行埃克森美孚公司營業收入的2.1%;而中國一汽集團的年營業收入僅為通用汽車的7.147 %。
1.8 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如果說科技創新能力弱是制約中國製造業發展的最大瓶頸，那麼,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科技、經濟「兩張皮」、科技、教育「兩張皮」和教育、經濟「兩張皮」的體制弊端則是制約我國自主技術創新的最大障礙。
我國科技與教育、科技與經濟以及教育與經濟長期處在剝離狀態,科技、教育為經濟服務的功能不強,科技、教育和經濟運作各行其是,產、學、研難以互動,缺乏國家宏觀協調機制,全社會有限科技資源的整合集成利用和科技力量的協調有序運作不到位。我國科技系統有自己獨特的任務、目標、體制、組織機制和評價體系,因此與教育系統、產業界的聯系不密切,與人才培養、知識轉移、成果轉化和整個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服務這個價值鏈是脫節的。一些科研單位封閉式的科技管理體制導致其游離在製造企業之外,不能緊緊圍繞企業生產中的難題和需求開展科研,其成果也不容易進入市場。而與科技界、企業界缺乏親和力的教育系統,由於教育體制的缺陷,使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工程、科研訓練和生產實踐,更缺乏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尤其在國家戰略上,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與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方向出現較大偏差。科技創新不僅未對中國製造業起推動作用,反而起著阻礙作用,違背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原理。
2.解決當前製造業難題,實現製造業的長足發展
2.1 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東西部並行發展。隨著全球化的飛速發展,製造業轉移出現新的戰略動向。
研發環節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種趨勢在不斷加強。當然,核心研發仍然留在跨國公司的總部,其地區總部或分部從事的主要是本地化的研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研發環節的轉移加快了其技術的轉移,同時也加強了對其投資企業的技術控制。相應地,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更多地採取了獨資的形式,並購投資的增長也明顯加快。盡管這一階段外資對技術壁壘設限甚高,但溢出效應仍不可避免。內資企業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外資的先進技術;東部地區在今後的外資引進工作中,應更加重視外資質量,鼓勵外資企業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將最先進的技術引入中國。此外,採取各種措施,激勵外資企業在研發方面與國內企業、高校以及各種科研機構進行合作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對於西部地區,由於生產力水平較低,還無法承接外資的溢出效應。在引進外資方面,應該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選擇的引進,而不應該盲目地追求較高的技術水平。西部地區目前主要任務是加大在科研發方面的資金投入、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為當地企業獲取外資的溢出效應積極創造條件。同時,西部應發揚自身勞動力豐富的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製造業,營造一個較好的投資環境,降低物流、貿易成本,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如果不這樣做,東西部的差距還有不斷加大的可能。
2.2 從國家戰略高度明確製造業的重要地位首先,全社會要形成一種共識:盡管我國目前處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但我國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基本國情沒有變;製造業在工業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沒有變,在國民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中的物質基礎地位沒有變。因此,我們不能脫離國情,不能以知識經濟發展代替工業經濟發展,以信息化代替工業化。而只能把發展工業經濟與發展知識經濟協調起來,把工業化與信息化有機結合起來。第二,要從歷史與現實、科學和人文相結合的全新視角,充分認識製造業和製造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不可替代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以及製造業與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和現代化的深度關聯。還要清楚地看到,人類文明進程中工業化階段不可繞過,即使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今天,發達國家的經濟載體仍是製造業,我國經濟的主導產業也還是製造業。第三,要站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戰略的高度,牢固樹立「製造業存亡興衰決定國家存亡興衰」的觀點。要不間斷地對國內外製造技術實力進行比較研究,以知己知彼。要汲取英、美等國歷史上曾輕視製造業導致經濟大滑坡的慘痛教訓,借鑒美、日、德、韓等工業化國家因十分重視製造業發展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成功經驗。要認准目標,牢牢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走向。
2.3 建立科技、教育、經濟一體化運行機制首先,國家應建立健全科技、教育與經濟三者之間的宏觀協調機制,加強科技與教育、科技與經濟、教育與經濟的三大介面,使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國家及地方應自上而下成立技術創新協調機構,加強對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引導、調控,使高校與企業、科研院所建立技術創新的合作夥伴關系。要將科技教育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應在國家層面制定科技與教育相結合的計劃,盡快出台我國的科學教育標准和技術教育標准,以更有效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其次,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制定與經濟改革吻合、協調、連貫的科技和教育政策,為科技、教育同經濟的結合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再次,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中介機構,要在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科技發展內在規律的前提下,大膽探索產、學、研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機制,推進高校與科研院所在教育與科技研發方面的結合,推動高校與企業在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方面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促進合作方優勢互補、互動發展。最後,我國的高等工程教育要率先架設高校培養目標和企業人才需求之間的橋梁,直接面向工程實際、面向社會、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培養大批工程技術人才,培養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工商管理人才,並把人才培養與解決企業技術、管理問題緊密結
合起來。從而使工程教育能夠盡快適應現代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需求。
2.4 積極培育大企業,提高集中度和規模經濟效益。
製造業是規模效益十分顯著的產業,目前我國製造企業規模普遍偏小,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益,這是導致我國製造業產品成本偏高、缺乏價格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公司大企業的形成途徑或方式一般認為有兩種:一是通過資本積累,以「滾雪球」的方式形成大企業,但這種形成方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能在短時間內緩解我國製造業面臨的現實國際競爭壓力。二是通過收購、兼並、重組來實現。這是大企業形成的主要途徑和方式,應該說這也是我國大企業今後形成的主要方式。政府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到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政策的制定及資本市場的建設與完善上來,為建立市場兼並機制創造條件。
2.5 促使製造企業盡快成為技術創新主體。
其一,要從改革產權關系、產權結構著手推進國有企業的深層次改革,緊緊圍繞產權這個經濟體制的核心進行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使產權邊界更明晰、產權運作及管理更規范,真正取得國企運行機制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性進展,確保企業成為一個有足夠自由度和自主權的完全市場化的經濟實體,使其能在全球化市場立足,並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鍛煉自己的生存及自我發展能力,培養企業自身的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創新素質。其二,要建立市場經濟中的優勝劣汰及退出機制,包括企業破產等死亡制度。市場經濟的吐故納新主要表現在企業競爭的退出機制上,只有清除競爭後的垃圾,創新才不會受阻,才有利於企業研發機制、技術創新機制的建立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同時,整個社會還必須有完善的風險轉移機制,幫助那些勇於冒險創新的企業解除後顧之憂。其三,國家要引導企業從以傳統的降低成本的競爭發展方式,向以市場、技術創新為主的競爭發展方式轉變。要借鑒國外成功的理論和經驗,應用工業工程的管理技術與方法來實現系統效率和效益目標,實施企業再造與知識管理,把企業制度建設與管理水平的提高結合起來,建立起科學的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以管理創新為強大杠桿,撬動企業技術創新。其四,實行國企廠長、經理、CEO (首席執行官)選拔市場化,以與國企經營機制市場化保持合拍。一是要解除政府對企業直接的人事控制紐帶,作為現代企業靈魂和核心的企業經營管理者選聘不能再是政府行政命令型的。二是要推行公開、公平、公正的招聘制,以競爭性、市場化的選聘機制替代行政性、官員化的任免機制。三是要培育充分競爭、自由而有序流動的企業經營人才市場,保證國有企業可從市場上吸納有創業精神、創新意識並且具備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的職業化經營管理人才。其五,加強企業技術中心建設,強化企業研發機制。一是國家應重點支持一批大企業集團建立面向市場的技術中心,同時積極促進中小企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要引導企業調整以跟蹤和模仿為主的技術發展思路,把自主開發創新與引進、消化吸收及改良國外先進技術結合起來。二是企業領導要提高對技術中心的認知程度,高度重視研發工作,不斷加強技術研發力量,採取多元籌資,加大技術研發資金的投入。要提出中長期開發計劃,擬定具體項目執行方案,使企業技術創新真正落到了實處。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技研發及成果轉化主要靠國家投入的狀況。三是尋求適合國情的企業技術中心的管理運行機制。要構建鼓勵科技人員以研發新技術、新產品並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為目標的激勵機制,如實行專利權人、職務發明人獎勵制度;設立原始性科技創新獎勵基金;把知識產權作為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等。以此為科研人員實現自身價值、最大限度地發揮創新潛能創造條件。
綜合來看，機制創新、制度創新並與技術創新融於一體是我國製造業得以高速、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世界製造業市場是廣闊的，而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必須把握機會，找到自己與發達國家製造業方面的差距，並根據自己的國情加以改進，為中國製造業和製造技術的快速發展營造良好的大環境,以期盡快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和地位。相信，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成為未來真正的世界製造業強國。

D. 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1、工業化水平尤其是重工業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低。
3、工業分布不合理，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因
1、近代以來,民族資本主義以發展輕工業為主,導致工業經濟比例失調,先天不足,發展畸形。
2、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基礎薄弱,急需提高工業水平,重工業是較好的選擇。
3、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其實踐對我國工業發展有借鑒作用。

E. 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歷史與社會8下)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史上，20世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在取得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犧牲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如環境惡化、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這些都使那些華麗的增長數字顯得暗淡無光。尤其是「貧民窟」，這個被初到某些剛剛探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的遊客稱之為「景緻」的字眼，在從事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眼中卻顯得那樣的刺眼。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與經濟增長格格不入的沖突。本文試圖從農村勞動力流動這個角度闡述「農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國家城市化問題，來影射中國大陸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現象：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拉美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區的城市化也進入一個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2萬人口以上的市鎮居民屬於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1.6%，1980年達到65.6%，已接近於歐洲的城市化水平。(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根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2002》各國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最高的烏拉圭為92.6%。到2010年，預計上述四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分別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烏拉圭93.7%。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城(1640萬人)、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巴西聖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徵的一種歷史過程，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演變，而且此過程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無形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讓人類享受工業文明的同時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擾，生活貧困、住房緊張、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正威脅著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範效應更加速了這種「城市病」的流行。實際上，在拉美國家還存在著一種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失控的城市化過程。許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學者指出，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組成)開始遷移，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些年出現的講究生態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發達國家，一些中、高收入階層逐漸放棄市中心地區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區轉移。如在日本，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因此，這是兩種意義迥然的逆向城市化，發達國家的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

二、原因：一個模型與一種合力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迴避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經濟論》中首先假設了一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即維持生存的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及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把剩餘再投資於新資本的形成，從而擴大並吸收了更多的人從自給農業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餘勞動消失為止。盡管劉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務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但他卻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兩條思路。第一種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生產過程，而不是消費。能夠忠實地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工業家階級。這樣，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進行，整個社會勞動力大部分從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易斯模型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歸結為工業化的過程。第二種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按照劉易斯的理解，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都分布在農村地區，而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都建立在城市。伴隨著資本形成的不斷擴張，農業剩餘勞動力被不斷地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也就同時實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劉易斯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看成一個鄉村人口的城市化問題。當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被城市部門吸收時，農業部門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之消失，勞動力在農業及工業、農村與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達到了一個合理的、較高水平的基礎上，開始一個具有現代化水平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拉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徵也十分明顯，不僅體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而且還反映在農業內部，同時由於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偏高，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於是，剩餘勞動力先是在農村由傳統農業部門向商品農業部門流動，繼而由農村向城市流動，最終完成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急劇城市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農民的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合力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揮著作用。

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離心力」。早在戰後初期，拉美國家就形成了有關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兩種意見。一派觀點認為，農業的核心問題是分配問題，必須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實現農業資源由一些社會集團向另一些社會集團的大量轉移，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也就是說，這一派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認為，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傷害任何人，而是應當走技術變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頁)觀點的對立反映了拉美國家不同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土地佔有結構的特徵是一極為種植園、庄園和牧場的大地產，一極為為數眾多的小地產，中間是一部分中等規模的地產主和佃農。而大地產主集團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這就決定了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偏向於第二種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佔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盡管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於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後進行的兩次土改消滅了農村的大庄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這樣，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大中型為主的農牧業經營單位由傳統的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轉變，同時在持續實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過程中，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匯的地位不斷強化，更加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這些大中型企業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大地產主，而另一部分則是投資於農牧業的本國或外國資本家。他們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價格、農業信貸、技術援助等政策優惠。他們的崛起加速了中小農業企業的分化，使農業部門逐漸形成現代企業與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傳統農民企業長期並存的局面。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便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相當數量靠打短工維持生存的無地勞動者形成現代農業企業僱傭勞動力的儲備軍。但是，拉美的現代農業企業不具有中國80年代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由於它季節性、臨時性用工的特點，使得這支儲備軍常年在農村流動，甚至跨國流動，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發農村向城市的自發移民潮。據統計，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形成於殖民地時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來印第安人農業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歐洲各宗主國、特別是西班牙出於強化政治統治需要而「超前供給」出來的，待殖民地的政治、軍事、宗教等統治機構及其相應的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被集中到這些城市後，經濟功能的需求才「追隨而至」，因此，拉美國家城市的布局結構存在歷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區發展不平衡，這一點在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城市人口集中於首都則成為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於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於聖地亞哥；阿根廷、烏拉圭兩國首都的人口分別占本國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頁)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現爆炸性增長，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創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1929年以前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帶動的國內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在遭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由出口部門的衰退或增長不足而引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其二，人口增長過快。一項統計資料表明，歐洲在1920-1970年期間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經過了50年；拉丁美洲則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內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這25年中的人口增長率要比歐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高出1倍。(轉引自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其三，城市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美好的「心理預期」。因為勞動者也是理性人，只要進城的預期收益大於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和遷移成本之和時，他們就會做出流向城市的決定。他們認為，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質量也要高於農村。

綜上所述，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將大規模、無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國家這個過程無疑是過快、過猛了。

三、現狀：勞動力市場

可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所做的比較公式那樣簡單，至少在計算預期收益時要考慮就業機率這個因素。因為在城市裡居住下來並不等於能夠100%就業。

從需求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受到排斥。首先，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出現了偏差。在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結束簡易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時本應轉換模式，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試圖「跳過非技能性勞動密集型初級出口替代次階段」。眾所周知，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對資金、技術和設備要求很高。他們傾向於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採用，結果一定量的資本增加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恰恰成為對上面所提到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挑戰，因為劉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一勞動比例始終是不變的，只有這樣，工業部門的發展才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剩餘勞動力，而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證實了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拉美國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之後，開始了深刻而廣泛的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深受以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私有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中大批國企被私有化，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城市貧困有增無減，這與劉易斯模型有關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的假定又發生沖突。最後，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1981—199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991-1998年，上述兩項指標分別為3.5%和1.7%，仍遠遠低於1950-1980年期間分別為5.6%和2.8%的水平。

從供給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適應市場需求。首先，相對於「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長」的9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勞動力的供給卻處於歷史上的高峰期。據統計，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6%。(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其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獲得職業培訓，他們無法適應現代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性別、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障礙。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國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印第安人，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從總體上說處於農村最惡劣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喪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發了印第安農民武裝起義，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的「符號革命」。

綜上所述，拉美國家城市中勞動力供給(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和勞動力(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技能與素質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超前」城市化引發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其結果導致城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建設中的「貧民窟包圍城市」。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城市化將被鎖定在「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中。所謂「第三產業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向各式各樣的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些「城市非正規部門」，使之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後者包含要求勞動素質很高、報酬也很高的現代服務部門，如金融業，而這種就業結構的「第三產業化」意味著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了城市，使城市傳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原有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嚴重超載，加之生活費用攀升，大量涌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好遷移到城市周邊，結果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由於政府沒有在適當時機控制這種無序、大規模的農民自由流動，而有限的資源又用於擴張中心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這種「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當前，拉美國家急需探索一個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結

農業現代化的偏差形成的「離心力」和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中心城市的無序流動，加之城市中就業壓力居高不下，這些低收入階層被市場和社會邊緣化，結果形成拉美國家獨具特色的「農民的城市」。中國與拉美國家一樣同處於發展中國家之列，因此，借鑒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有現實意義。首先，劉易斯模型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農村的工業就地吸納勞動力，減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時適當抑制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為工業的分散提供有利條件，保證國內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後，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